省籍矛盾就是民進黨和李登輝共同製造並主導的民粹議題。李登輝當局建構了所謂四大族群的論述並利用執政資源對民眾進行動員，將族群、省籍、認同等分裂性議題帶入日益走向選舉中心主義的台灣政治。在90年代台灣的選舉競爭中，族群分野是決定台灣政黨支持的最重要變數之一，外省人多支持國民黨、本省人多支持民進黨的事實也通過各類選舉調查揭示出來了。台灣學者張茂桂對此指出，省籍問題有其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不平等原因，這使得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產生了對立，但是對立並不說明省籍問題一定會逐漸形成要“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27〕事實上，“台獨”理念在其中的催化作用尤其關鍵，李登輝要打造台灣人的國民黨，民進黨自稱為台灣人的代言人，他們之間沒有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更沒有“台獨”與反“台獨”的對立，相反，他們在台灣主體性的認知上是一致的，在如何動員台灣民眾方面也沒有分歧，這是兩黨雖然存在選舉競爭關係，但可以在以省籍、族群問題上共打民粹牌的原因。
民粹主義對於李登輝來說是確保執政合法性和黨內權力地位的重要工具。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領導人直選，李登輝取得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權力，雖然還有46%的選民沒有投票給他，但他卻把多樣性的台灣選民化約為一元同質的、整體性的“人民”，強調他的勝選是“人民意志”的表現；而李登輝在通過修憲等手段擴權至有權無責、造成府院關係紊亂的時候，卻仍表示是秉承人民的意志。〔28〕此外，李登輝收割“野百合”學運成果、召開朝野協商的“國是會議”等種種做法都帶有某種民粹主義色彩，即企圖“繞過體制直接向人民發話，然後回過頭來挾持、擴充政權機器”。〔29〕兩岸學界關於李登輝走的是民粹威權路線的概括大體是恰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李登輝更多的是將民粹主義的政治工具用於反制國民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或外省勢力，而不是用於與民進黨的選舉競爭。
民粹主義對於民進黨來說則是爭取選舉勝利的不二法門。民進黨由體制外力量集結而成，有豐富的底層動員經驗，在90年代國民黨佔據執政優勢的情形下，迅速適應大眾政治熱情空前高漲、選舉政治常態化的時代，獲得了社會動員的優勢。民進黨在台北的中央黨部成立了組織部、社會運動部、政策會和選舉對策委員會，通過選舉和街頭政治的相輔相成，大大強化民進黨和支持者的聯繫，使得民粹主義與社會運動、選舉政治深度交織。這一時期，在廣播、電視以及傳統報紙等大眾傳媒的鼓噪下，在民進黨以政黨利益為目標的民粹操弄下，無論是社會悲劇事件如1997年的白曉燕事件，還是自然災害事件如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都無一例外地發展成反抗國民黨的事件。〔30〕在這種民粹喧囂之中，一方面是選舉造勢越來越依賴各種表演性質的民粹動員，另一方面則是捲入選舉活動的民眾越來越多，日常生活不斷政治化，所謂“大聲公眾”在大眾傳媒、在街頭遊行隊伍和選舉動員會上出現。
3，台灣民粹主義的“2.0”時代：國民黨與民進黨爭搶民粹牌（2000-2014年）
進入21世紀之後的台灣地區仍然深陷選舉中心主義所帶來的民粹狂飆。2000年和2008年台灣出現兩次政黨輪替，藍綠陣營界限分明、激烈對抗，兩大黨全面展開爭搶民意支持、爭打民粹牌的政治鬥爭。
國民黨傳統的基層動員主要依靠地方派系，依靠黑道勢力與政權結合的黑金政治結構，由於暴力、賄選等現象頻發，極大地損害了國民黨的形象，為民進黨煽動民眾反對國民黨提供了理由。國民黨在直接面向廣大選民進行選舉動員方面，能力、策略和訓練遠不如民進黨，而且還背著威權專制的歷史包袱，但是在野八年的經歷使國民黨不僅認識到大眾動員的極端重要，也積纍了一些草根政治的經驗。2000年陳水扁執政後，台灣政治的對抗性議題逐漸集中在“統獨”問題上，與此相關的議題包括“省籍”、“族群”、“公投”、“認同”等，國民黨等泛藍陣營政黨為了爭取民意，開展了一系列以反抗民進黨執政為目標的遊行、示威等抵抗活動，尤其是圍繞著選戰組織各種規模的宣傳造勢活動、民眾抗議活動，較大規模者包括2004年選前的“換總統、救台灣”活動、“三一九槍擊事件”後的泛藍抗議活動。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雖然提出超越藍綠的訴求，但是背後仍是藍色，這場以“百萬人民反貪倒扁”為號召的運動得到了大批藍營民眾的支持，國民黨“立委”也提出“總統”罷免案以呼應。〔31〕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地位，開始側重經濟與民生議題，圍繞“統獨”議題進行的民粹動員開始減少，但其發動草根政治的能力已與民進黨不分上下。
民進黨在操弄民粹政治方面則無所謂在野或執政之分，它在李登輝執政時期製造省籍矛盾、大搞族群政治，在民粹動員方面無所不用其極，終於將國民黨拉下台。然而，即使是上台之後，民進黨也無法抗拒民粹主義的致命誘惑，明知民意如流水，既可載舟亦可覆舟，也明知民粹主義的反建制本能，不僅沒有站在執政的地位上彌合分歧、尋求共識，反而是企圖超越現有體制，利用體制外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可見民進黨本質上就是反對“中華民國”的既有體制的。民進黨上台後提出一系列分裂性民粹議題如“公投綁大選”，“民進黨執政期間進行過兩次公投，表面上體現了決策民主，實際上是由統治者發動的民粹政治”。〔32〕在2004年選舉中，為了戰勝國民黨，民進黨搞了一場大規模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造勢活動，鞏固了基本盤，但卻進一步分裂了社會。
這一時期，台灣地區經歷了四次領導人選舉和大大小小的“立委”選舉和地方選舉，這一時期也正是民粹動員被主流政黨爭相利用、在選舉中大顯身手的時期。國民黨、民進黨從李登輝時期的裡應外合中走出，開始全面的選舉對抗，為了爭奪選票和民眾支持，就要建構議題、組織運動、引導爭論，民粹主義自然就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曾有台灣學者尖銳地指出，這一時期台灣的政治狀態其實就是“身穿藍綠球衣的作為美式足球球員的政治人物對失控的權力之球搶成一團，背景則是因過度興奮而被愚蠢化的媒體與觀眾”。〔33〕民粹主義對於藍綠政黨的意義如同政治推銷，草根深耕和民粹動員一方面可以造成民眾廣泛參與政治的印象，突顯台灣的所謂選舉民主、程序民主；另一方面則使民眾參與儀式化、民眾選票功利化。在藍綠爭搶選票、爭打民粹牌的政治環境中，民調成為決策依據，選票流向被高度重視，而如何實現分配正義和人民當家做主卻被擱置一旁。然而，普通的台灣民眾並不甘心做被背景化、“被愚蠢化”的“大聲公眾”，過度的政治動員、日常生活的泛政治化已使他們對藍綠權鬥心生厭煩，他們開始尋找新的政治表達渠道，尋找對社會矛盾有真正體認、對社會正義有問題意識的政治力量。
4，台灣民粹主義的“3.0”時代：“關鍵少數”佔領民粹陣地？（2014年以來）
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民粹主義與台灣政治的關聯發生了重要而微妙的變化，藍綠持續對抗，政黨政治困於理念與意識形態之爭，日益遠離經濟民生和普通民眾，而一種超越藍綠的非傳統政治力量順勢而興，或將成為民粹主義政治的新興領導者。
導致這一戲劇性變化的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傳統政黨的號召力、吸引力下降，民眾對政黨本身和政黨人物的反感度在增加。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主流政治輪流上台執政，他們的政黨理念不同，執政方針、政策重心不同，但都無法解決長期低速運轉的經濟民生問題，也不能在兩岸關係上徹底解決令人焦慮的安全問題，反而是多年來的藍綠爭鬥始終圍繞族群或“統獨”等議題，政治目標始終置於經濟目標之上，已經令民眾憤懣不滿。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背後確實有民進黨的民粹操作，但在台灣持續沉悶的經濟狀況之下，“太陽花學運”凸顯了台灣經濟的困境。〔34〕與此同時，選舉政治推出政黨代表人物參選，但選舉民主卻不能確保選出最令人滿意和最有能力的人選，事實上，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候選人，上台後的民望均呈下跌趨勢，民眾對政黨領袖、政務官員的差評直接影響他們對政黨的信任與忠誠，對未來焦慮、對政客失望的民眾會自主尋找能夠替他們出頭的政治勢力。事實上，隨著傳統政黨的號召力、凝聚力、動員力日漸衰微，年輕一代對政黨的政治信任已大大低於他們的前輩。
另一方面，在藍綠長期對抗的政治氛圍中，一股非傳統政治力量在悄然成長，這股試圖超越藍綠的政治力量還相對分散、微弱，未來何去何從還很難確定，但是它顯然為民眾提供了新的選擇，草根動員的主動權開始向這股被稱為“關鍵少數”的政治力量轉移。這股非傳統勢力非常多元，廣義上包括藍、綠陣營之外的幾乎所有政治力量，又被稱為第三勢力，在社會運動方面既有較早的白衫軍運動，也有較晚的“無色覺醒”運動，標誌性人物方面主要是“白色力量”自居的柯文哲。這些沒有明顯政黨力量驅動的社會運動和政治人物表現較強的民粹主義特色，如突顯“庶民政治”訴求、刻意與政黨精英區隔、淡化與傳統政黨的聯繫、排斥政黨參與活動、不成立政黨而利用粉絲群動員〔35〕、追求扁平化和高效率的組織運作、善於利用互聯網進行形象塑造、議題炒作和民粹動員等。雖然新興的非傳統政治力量仍然無法擺脫選舉導向，也暫時無法動搖藍綠格局，但是它與傳統政黨的差異的確吸引了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台灣民眾，扁平化、去中心化的互聯網生態改變了民粹主義在台灣的發展路徑。
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出現的“韓國瑜現象”或可視為民粹主義政治轉向的標誌。儘管韓國瑜參選高雄市長有著明確的政黨驅動，但韓的超高人氣與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特質不無關係。在高雄的選舉中，許多選民沒有以政黨立場為投票依據，而是以具體的候選人、特定的民生議題為中心，表現出“選人不選黨”的取向。在民眾“統獨”意識式微，兩大黨持續互撕的情形下，台灣民粹主義的體制外、議題式社會抗爭或許將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三，台灣民粹主義氾濫的顯性後果
在代議政治盛行的當代世界，民粹主義代表著消解與重構的力量，它主張的大眾政治、直接民主具有一種反建制的本能取向，成為主流政治精英眼中唯恐避之不及的“洪水猛獸”。當前，一股新的民粹主義浪潮正在襲擊歐美，威脅著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而在被民粹主義折騰了近40年的台灣地區，嚴重的破壞性後果早已顯現。
1，民粹主義是台灣民主異化的罪魁禍首
現代政治並不止自由民主一途，但是在第三波的大浪潮中，台灣政治轉型走的正是自由民主之路，衹可惜相伴而行的民粹主義將台灣日益帶離自由民主所關切的分權制衡、平等多元、寬容理性等價值。無論是李登輝的“民粹威權主義”還是陳水扁、蔡英文的“民粹民主主義”，台灣的政治生活一直沒有擺脫過民粹主義的糾纏，始終沒能走上自由民主的軌道。時至今日，民粹主義已經不僅僅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隱憂”之一，〔36〕已然成為現實的威脅了。
民粹主義對台灣政治的破壞體現在以下層面。其一，導致台灣政治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大眾參與、大眾民主在現實中更多依賴激情動員，政治人物對“人民”的直接召喚就是建立在非理性的情感動員之上，如“台灣人民”這一稱謂本身就是一種極富情感色彩的召喚。深知民粹威力的台灣政治人物在選舉機制的激勵下，通過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和政黨差異認同等種種議題進行動員，“這種感性而非理性的訴求，讓台灣社會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民粹式的民主文化’，導致台灣社會缺乏理性政策辯論的空間”，〔37〕“台獨”勢力將身份認同這一類文化議題泛政治化，就是利用文化的感性認知來為強制性的政治動員服務，從而導致真正理性的思考被壓抑。
其二，導致台灣低水平的權力制衡。在民主政體中，一個高水平的權力制衡機制應該同時包含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根據奧唐奈的觀點，人民對於政府的選舉課責是縱向的課責，橫向的課責主要指政府機構之間相互的監督與牽制，以及建立法治或司法獨立的基礎。〔38〕民粹主義崇尚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縱向權力制衡，如民間力量藉助非正式的體制外渠道向權威、精英或官僚發動課責。在台灣，由於社會運動十分活躍和在野黨刻意推動，縱向制衡或垂直課責的大眾認同度和參與度都很高，但台灣學者張佑宗的定量研究發現，台灣民眾對橫向制衡的支持，要比垂直制衡少很多，衹有34.3%的民眾同意大有作為的政府應受到“立法機構”的牽制，多達76.1%的民眾反對廢除“立法機構”和選舉。〔39〕這從側面反映了台灣的權力制衡機制在功能上是有缺陷的。
其三，導致政治權威缺位，社會共識難以形成。選舉催生民意政治，政治人物被民意所裹挾，漠視責任，不敢作為，這是民粹主義的通病，一旦民意成了最高權威，甚至淩駕在法律規則之上，執政當局的政治權威就無從談起了。“太陽花學運”和第三勢力正是利用了主流政黨、現有制度或機構的權威弱化而發起挑戰，“在台灣的政治生活中，對權威的懷疑與蔑視是經常出現的現象。在藍綠鬥爭的語境下，是非標準越來越模糊”，〔40〕政治權威弱化甚至缺位的結果除了造成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混亂之外，還使得社會共識難以建立，因為多元社會的基本共識需要有一個中心權威，需要一種核心價值。
2，民粹主義成為台灣政黨格局的解構力量
民粹主義在台灣的藍綠競爭格局中成為一種服務於政黨利益的選舉策略，但是在經歷多年的民粹動員與藍綠惡鬥後，在經濟和安全的雙重焦慮刺激下，許多民眾已經對主流政黨漸生厭倦，政黨忠誠度大大下降，這為第三勢力參與權力角逐打開了機會之窗。
“當今的治理危機不是通過刺激民眾參與政治過程就能解決的。自由、公平的選舉很重要，但由於政黨軟弱和意識形態忠誠度有所下降，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減弱，對政治領袖的不信任是當今民主的關鍵問題所在。”〔41〕雖然出於對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大多數民眾仍然相信政黨在現代政治中的必要性，但政黨信任低落已在多數實行競爭性選舉的國家和地區成為普遍現象。研究表明，美國民眾政黨認同下降已成為政黨衰退的重要指標，政黨的競爭動員、組織教育和政府運作等功能在西方後工業化國家已經出現消退跡象。〔42〕台灣政治轉型以來，民眾廣泛地參與了政治選舉，目睹了競爭性政黨體系的形成，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但是，每一個上台執政的領導人都無法獲得持續的、較好的施政滿意度，而由政黨力量把持的“立法院”，其表現更為社會大眾所詬病。民意調查顯示，在近半數民眾心目中，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具有貪腐的形象。〔43〕台灣學者林聰吉發現，近十年間台灣民眾對於政黨的不信任，基本上處於64%-74%之間，已經成為一項穩定而持續的政治態度，其成因與朝野對立加劇、當局績效不彰、“立法院”議事效率低落、政治貪腐等現象高度相關。〔44〕此類現象不斷削弱了台灣民眾對主流政黨的認同度，不僅意識形態的忠誠度在下降，情感上的依附關係也在降溫，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的韓國瑜在綠營傳統票倉高雄大獲全勝即說明這一點。
一項關於加拿大政黨政治的研究結果可用來對比分析台灣的情況，根據Gidengil等人對加拿大全國選舉資料的研究，經濟表現不佳和主流政黨忽略重要議題是造成民眾對政黨反感的主要原因，因為經濟持續衰退會導致民眾對主流政治的負面態度，而一旦政黨無法回應核心議題，民眾對政黨的不滿與疏離也隨之上升。〔45〕台灣的經濟一直低迷不振、兩岸關係始終無法解鎖，這是民眾不滿於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根本原因，主流政黨無力、無意解決民眾最關心的經濟與安全兩大核心議題，反而是基於一党私利，利用民粹主義工具對民眾進行過度動員，以政治參與的名義將民眾捲入政黨利益之爭，結果衹會削弱民眾對現有政黨體系的信任，為新生政治勢力的挑戰創造機會。
由此看來，民眾對主流政黨的不滿與疏離正是民粹政治操作的結果，它可能導致藍綠兩黨格局的微妙變遷、政治過程的不確定性增大，如未具政黨背景的獨立候選人在選舉中獲得更多機會；或者獨立候選人為了勝選開始組党，選民更加分流；或者政黨候選人刻意淡化政黨背景、政黨意識形態，突顯非傳統政治風格。不管哪一種變遷，意味著台灣政黨格局面臨重大挑戰，傳統政黨將不得不尋求革新，改變傳統形象，吸納新生勢力，而第三勢力、非傳統政治力量因為民粹政治的轉向可能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台灣政治版圖可能更加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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