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3日，年邁的李登輝到琉球“和平紀念公園”參訪，為所謂“台灣人日本兵慰靈碑”揭幕。石碑上刻著李登輝的題字“為國作見證”，就是將日本視為台灣人的國家。
李登輝與蔡英文作為台灣前領導人與現領導人，不顧歷史事實，扭曲與歪曲歷史，把侵佔台灣與殖民統治台灣的日本視為自己的國家，大加讚美與紀念，頌揚日本殖民統治，價值錯亂，是非不分，令人遺憾。
事實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不講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就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法律與政治地位也有很大差別。當時日本國內的法律稱為“內地法”，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法律稱為“外地法”或“異地法”。日本內地依“帝國憲法的法律施行一般地區”，而外地則為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即“異法地區”），其法律是以殖民地長官（總督）發佈的律令作為法律或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的敕令把日本本土法律的一部分施行於台灣的法律。因此，台灣人稱為“本島人”，日本人叫“內地人”。所謂的台灣日本兵，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日本兵”。初期，台灣人沒有資格當“日本兵”，衹能當“軍屬”（翻譯等文職服務人員）、“軍夫”（後勤補給保人員），不是武裝部隊內的編制，不准攜帶武器⑥。衹是二戰最後時期日本政府才徵集了少量“台籍日本兵”⑦。其實，台籍日本兵許多成為戰犯，受到審判。二戰後，在盟軍組織的二戰審判過程，有173名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因為射殺或刺殺戰俘被判死刑，另有7人一審被判死刑後改判10年有期徒刑。顯然不是蔡英文講的台籍日本兵“犧牲一已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人遺忘”，顯然違背事實，價值錯亂。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學者曾健民撰文認為，“台灣之塔和李登輝的‘為國做見證’碑，與其說在為台灣人日本兵慰靈，倒不如說在頌揚時代倒置的皇國思想，使台灣人日本兵的魂魄永無安寧”⑧。
（五）綠營質疑與反對民間設立台灣慰安婦銅像
慰安婦問題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強徵中國及中國台灣、朝鮮、韓國與東南亞等地區婦女作為性奴隸的戰爭罪行之一。戰後，日本政府對慰安婦態度一直不明確、不明朗，不願公開承認戰爭責任，對受害婦女未進行真誠道歉，不願積極賠償，進而成為影響日本政府形象的重要歷史事件。
台灣藍綠兩大政治陣營對台灣慰安婦問題的立場存在明顯差異。藍營相對客觀，基本能夠正確認識與看待，要求日本政府進行道歉與賠償。台灣民間組織也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慰安婦權益與賠償問題。不過，台灣仍不時有政治人物發表有關慰安婦問題的不當言論。2016年，蔡英文親信與首任“行政院長”林全就曾公開表示“慰安婦有些是自願的”，引起很大爭議。事實上，台灣中學教學大綱中，對慰安婦態度曖昧不明，未以“被迫”之名定義，綠營與中學生還對馬英九執政時期試圖在慰安婦前加上“被迫”兩字表達強烈反對與抗議，足見台灣綠營勢力對慰安婦的錯誤立場。
2018年8月14日，台灣首個慰安婦銅像舉行落成典禮。這座慰安婦銅像坐落於台南市國民黨黨部土地上，是一位雙手舉起抵抗的台灣少女，象徵著受害者的無奈與抵抗，象徵著她們對正義伸張的渴望與期盼。銅像背面用中文、英文、日文和韓文四種文字，講述了1937年日本軍攻陷南京後30萬人遭到屠殺、淩辱，各地幾十萬慰安婦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認定的這些女性被日軍當成性奴隸的歷史。這是一個伸張歷史正義的豐碑，警示後人不能忘記日本侵略戰爭及對慰安婦等無數受害者的傷害歷史。
然而，這座伸張歷史正義與彰顯人類正義價值的慰安婦銅像，卻在台灣社會內部引起不同的反應，折射出截然不同的立場與態度，彰顯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觀與價值觀，讓這座慰安婦銅像成為檢驗當今台灣“轉型正義”真相與人類正義價值的照妖鏡、試金石。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不論執政功過是非，不論有何評價與爭議，但其政治人格是令人敬佩的，他能夠正確看待歷史，正確看待日本侵略戰爭與正確認識慰安婦問題，因此勇敢地為台灣慰安婦銅像揭幕，表達人類正義立場。他在揭幕式上表示，希望台灣人民要記住日本的殖民歷史，不要忘記日本給慰安婦受害者帶來的長期痛苦，呼籲台灣當局向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賠償，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向日本求償。
然而，日本政府、蔡英文當局與綠營勢力在慰安婦銅像問題上的表態與立場，令人遺憾、失望與悲憤。日本政府不僅對設立慰安婦銅像一事表示“極為遺憾”與不滿，“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駐台北代表沼田干夫，還專程拜訪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進行施壓，要求吳與國民黨應“妥善處理”，就是要國民黨拆除這座慰安婦銅像。吳敦義主席表現一個政治家的擔當，當場回絕，認為不可能“移除”，強調歷史不能遺忘。馬英九在與沼田干夫會面時重申，日方應對台灣慰安婦道歉賠償，並請他如實向東京回報他的立場與看法。可以說，今日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能夠堅持正義立場，伸張歷史正義，能夠正確看待慰安婦問題，應該給予足夠的掌聲與支持。更為可悲與令人憤慨的是，蔡英文與綠營勢力在慰安婦銅像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冷漠，無視，扭曲。蔡當局不是要求日本向曾受到巨大傷害的慰安婦道歉賠償，而是極力撇清與設立銅像的關係，表示沒有參與慰安婦銅像落成典禮，強調設立慰安婦銅像一事“政府並未參與”。蔡當局完全喪失了基本的尊嚴，向日本政府表態效忠，向日本表明蔡當局與國民黨、民間社會設立慰安婦銅像的作為、立場是不一樣的，是不參與的，是不主張給慰安婦道歉賠償的，希望日本政府體諒，完全是一副奴性嘴臉。
不僅如此，還有一批綠營媒體、綠營政客、綠營學者在慰安婦銅像問題上表現出了極為醜惡的一面。“台獨”電視台媒體“民視”新聞台在一個專題節目中，對台灣民間團體設立慰安婦銅像一事，不是客觀看待，不是正面看待，不是理性看待，而是以“台獨”勢力慣有的“媚日、頌殖、仇中、恨馬”心態視之。他們竟然在電視媒體上不斷質疑馬英九為何不在他任內設立慰安婦銅像而在他卸任後設立，認為在南台設立慰安婦銅像一定有政治動機，是馬英九“在消費慰安婦”，認為馬英九“仇日”，設立慰安婦銅像會撕裂台日關係，會影響日本遊客到台南市旅遊，甚至讓日本人承受莫須有的罪名，國民黨應先對台灣人道歉。聽到這些荒謬的言論，你才會認識到今天台灣社會綠營勢力價值觀扭曲之嚴重，綠營勢力人格分裂之嚴重，綠營勢力人性扭曲之嚴重，綠營勢力心靈醜惡之嚴重，綠營勢力“媚日仇中反馬”之嚴重，綠營勢力是非顛倒之嚴重。
（六）“台灣民政府”組織的“親日戀殖”鬧劇
台灣曾有一個頗具知名度的“戀殖”民間組織“台灣民政府”。該組織成立於2008年2月，是一個未登記在案的非法組織，發起人兼秘書長為林志升，其宗旨是以做日本人為榮。“台灣民政府”認為，依據國際法、《舊金山合約》等，二戰後授權美國軍政府統治台灣，即台灣是由美利堅合眾國軍事暫時佔領，但台灣主權則屬於日本，“日本天皇仍然懸置持有台灣主權”。他們認為，台灣已永久割讓給日本，因此台灣屬於日本，美國衹是暫時代管，將來最終會回到日本懷抱。並“呼籲本土台灣人推動日本台灣覺醒運動”。林志升表示，“台灣民政府”不想要台灣獨立，因為現在他們想當美國人，未來要當日本人。“台灣民政府”依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方式，將台灣島行政區劃分為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宜蘭州共六個州，並將原有的區、市、鎮、鄉合併為郡，州負責人稱為“知事”。他們建立了一套政府組織體系，最高領導人為行政長官，下設七人組主席團，主席團下設國安參謀聯席會、內閣、參議院、眾議院與司法院。其網站號稱成員5萬人，官員約3700人。他們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即“黑熊部隊”，有自己的車牌，發行身份證件，還經常組織遊行活動。每到日本天后慶生活動，他們也會舉行慶祝活動，並不斷參拜靖國神社。
2016年6月，“台灣民政府”因違規進行公開募款活動被舉報，進而被台警政當局搜查，結果發現“台灣民政府”原來是一個打著親日旗號的龐大詐騙集團。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個違背人類正義價值的非法組織，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大發展，不斷進行各種“親日”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活動，而馬當局卻沒有採取任何積極有為的干涉或管制政策措施，未對其頌揚日本殖民統治活動與其他非法活動給予取締（其中一位成員還曾打與罵一位老兵，曾引起社會很大關注，也沒有進行調查與取締），縱容其發展與壯大，吸引了大批人參加。還有一位國民黨籍“立委”成為其“導師”，公開上課，更讓人感覺時光倒置，更令人深思。
二、台灣出現“頌殖戀殖”現象的主要原因
台灣民主政治化之後出現的“頌殖戀殖”現象原因複雜多樣。這裡作簡要分析與探討。
（一）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後遺症
日本侵佔台灣圖謀已久，先後兩次侵略或侵佔台灣。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失敗，為日本侵佔台灣提供了難得機會，並在武力威脅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佔了台灣，開始了對台灣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在日本侵佔台灣的歷史進程中，台灣同胞進行了頑強抵抗，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抵抗鬥爭中被日本屠殺的台灣同胞超過40萬人，加上以後受各種迫害等傷亡人數總計超過60萬人。然而，在日本完成鎮壓與統治穩定之後，開始了較為溫和的治理方式，採取懷柔政策，在台灣進行全面的“去中國化”與“皇民化”教育，通過數十年的努力與推動，對台灣民眾的心理與價值觀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一部分社會政治精英進入日本殖民統治的治理體系或受益於日本殖民統治，形成一批皇民化分子。據統計，1945年日本投降前，台灣皇民化家庭占總戶數的3.5%⑨，也是一個不小的群體。這些親日精英或皇民化家族及後代普遍親日媚日，辜寬敏、李登輝、黃昭輝等是其典型代表，他們自然懷念與肯定日本殖民統治。
台灣近代化始於清朝時期，是中國近代化起步較早的省份。日本殖民統治期間，進行了公共設施與基礎經濟建設，客觀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台灣經濟與現代化發展，而且發展程度遠遠領先於受外敵入侵與戰火不斷的祖國大陸。這成為日後台灣民眾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歷史背景與原因之一。也是柯文哲提出“殖民地越久發展越進步”的原因所在。問題是，這種殖民統治客觀造成的經濟發展不應迴避日本殖民統治本身，不能否定日本殖民者對台灣同胞屠殺的歷史，不能否定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不平等與歧視政策，更不能作為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理由與藉口。如果沒有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沒有遭受日本的殖民經濟掠奪，台灣經濟發展可能更好，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可反證與反思。
日本殖民統治自然會對台灣社會文化帶來深層影響。當今台灣社會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文化痕跡十分廣泛，台灣不少用語仍延續使用日本的，如土地面積用“坪”、銀行有“合作金庫”等。特別是當今台灣非常流行的棒球運動，就是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直接結果，日據時代由日本引進，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興盛。台日在棒球運動上就有一種親近感，《KANO》電影就是描寫日據時代台灣少年棒球運動的台日之間的情感故事。如今棒球在台灣更被視為“國球”，賦予了高度的政治性。棒球國際比賽，如果中華台北隊輸給日本認為自然，如果輸給大陸隊則被認為是“國恥”。這就是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深層文化影響。據最近一個資料，全球曾被殖民的96個國家或地區中，如今衹有台灣還在肯定與宣揚殖民統治。這是非常可悲的。
（二）國共鬥爭與對抗，對日本殖民統治與侵略罪行未能進行徹底清除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生存，形成海峽兩岸長期政治軍事對抗局面。退踞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爭取更多的國際朋友尤其是發展對日關係，儘管在重大歷史原則問題上態度明確，在教育和文化上推動“去日本化”和“再中國化”，在各地拆除神社和日本殖民者的紀念碑，但在“冷戰體制”與“反共思維”下，對日本展現了相對友善的態度，對日本戰爭罪行追究與侵佔台灣、殖民台灣等問題的歷史清算做得不夠徹底。特別是蔣介石為了“反共復國”，希望有一日打回大陸，對日本以德報怨，不僅建議美軍保留日本皇室，輕處日本戰犯，甚至將日本戰犯秘密請到台灣作為軍事顧問，建立了歷史上有名的“白團”，蔣氏政權成為典型的親日派。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當局自然對日本侵佔台灣與對台殖民統治未能進行徹底的“去殖民化”工作，留下後患。
台灣左翼統派學者普遍認為戰後國民黨當局“反共”與“白色恐怖”政策等也是造成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現象的重要原因。台灣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孫若怡在“當代台灣社會畸形：親日情結的歷史根源”一文中認為，親日情結的根源包括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國民政府“反共抗俄政策下的偏失”等⑩；張智琦撰文指出，“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和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大舉肅清日據時期以來台灣進步的左翼人士，像簡吉、鍾浩東、李友邦等人，形同消滅了最堅定台灣人民一方的抗日先烈，同時卻保全、起用了日據皇民階層，1949年後確立的反共戒嚴體制，更禁錮了所有左翼思想——包含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史觀和立場的可能性，加之蔣介石和美國、日本右翼結成反共同盟，甚至聘請日軍戰犯組成‘白團’指導國軍，導致台灣人民長期活在美日帝國主義羽翼下”⑪。蔣介石當局這種“反共”與“親日友日”政策在台灣社會起長期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台灣政治民主化後新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而發展為肯定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頌殖”現象。可以說，蔣介石政府的“親日反共”政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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