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鄉村經濟與中華美學文化之共構研究——以舟台漁農村合作為視角 作者：陳玲（浙江），浙江海洋大學港台僑研究所副教授
促進漁農村再生和活化，提升整體發展，是兩岸鄉村振興的重要戰略措施。台灣在這一領域，走得更早，因而也有了些許經驗。舟山和台灣都是海上古絲綢之路的要塞，有著一脈相承的海洋經貿與海洋文化，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情緣，兩個島嶼群如何在未來延續新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筆者以為，不妨引入中華美學文化和精神的意涵，並在文化軟實力的鋪陳下，構建舟台漁農村經濟的合作框架。
21世紀的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一樣面臨鄉村人口外流以及高齡化嚴重、基礎設施不足、發展落後甚至邊緣化等問題。所謂鄉村，包括農村、牧村、漁村和林場等類型，對舟山群島和台灣島而言，比較多漁村和農村。促進漁農村再生和活化，提升整體發展，是兩岸鄉村振興的重要戰略措施。
兩岸漁農村建設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也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一方面，通過改善漁農村老舊、破敗的生活空間，再搭配土地生產與生活空間的重新整合，創造出一個適合當代並且具有合理化以及現代化的鄉村生活，並吸引年輕人口的回流以及進駐；另一方面，強化農產、漁業生產的品質，未來的漁農村建設發展的目標一定是健康、效率和永續經營。充分利用兩岸漁農村的自然以及人文地景資源，深入融合文化產業，打造經濟與美學文化的共生，創造出一種文化符號並銷售這種文化符號，帶動整體觀光休閒產業，創造經濟成長，是未來舟台漁農村經濟與美學文化共構的目標和圖景。
一、中華美學文化的內涵外延及共構之意義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有學者解讀，“中華美學精神是一種新的提法，它把中華傳統文化的審美本質明確地提煉和展現出來，深刻揭示中華美學精神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傳統文化最主要的兩個特徵便是審美和道德，並且道德亦趨向審美化，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決不能離開審美和藝術。我們也必須返本開新，在新的時代創造性地解釋中國美學的偉大精神，啟動中國美學傳統的現代生命。”
從根本上說，中華傳統文化就是一種審美文化，並且這種審美態度體現在中華民族思想文化以及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年，習總書記一直力主提高文化軟實力，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經濟講求成效，著重立竿見影，而文化建設則需要綿密悠長，文化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凝聚力可以跨越政治冷漠的籬笆，以舟山與台灣漁農村經濟及文化藝術合作的視角切入，把需要快速的經濟和慢速的文化藝術合二為一，是可探討的運作模式。
海洋文化是舟山島和台灣島共同的文化底蘊，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21世紀世界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中華美學在台灣和舟山島所體現更多的是海洋美學。“海洋美學在學科上是以海洋為研究對象，探討海洋美的本質，人對海洋的審美關係、審美意識和美感經驗，以及海洋美的創造和教育規律。增強人們的海洋意識和海洋觀念，不僅開發利用海洋，而且也熱愛海洋，尊重海洋，善待海洋，使海洋成為人類持續發展，並在生態環境上也是自由自在的審美的生存空間”。在實踐應用上，海洋美學是與海洋經濟社會發展相融合的審美體現。
為什麼要強調兩岸漁農村的攜手，強調舟台海洋經濟與文化的攜手呢？如台灣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所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對整個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海洋把兩岸連接起來，海洋文化是兩岸交流的重要載體。”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興起一股“海洋文化”熱潮，學者作家紛紛著書撰文，發掘台灣的海洋文化歷史，“海洋文化”儼然被當做台灣文化的核心與代表，同時部分學者和政客在推崇台灣海洋文化的同時，故意排斥中國的大陸文化，割斷台灣文化與大陸之間的關係。甚至誇張地說中國大陸沒有海洋文化，以此區隔與中國大陸的聯繫。
台灣是全球航運的樞紐，幾百年來都是海上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重鎮，它的海洋文化，就是中國海洋文化的延伸，呈現以漢文化為本，融合原住民文化、荷西文化、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等多元化特徵。而舟山群島，自古以來就是浙江省和長江流域的出海門戶，是中國大陸通向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以及歐美諸國的重要通道和商業港口之一，也是中外文化薈萃的重要窗口之一，因此它的海洋文化很早就走向了國際化、多元化。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聯結了舟山與台灣的經貿，他們的發展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息息相關，彼此間的海洋文化一脈相承。
二、舟山和台灣同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要塞、中外文化交融的重鎮
作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在秦漢時代出現，唐宋時期最為鼎盛，至鴉片戰爭結束而最終消亡。舟山群島和台灣島共同參與並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
（一）、舟山是西洋藝術傳入中國的第一站
早在秦國時代，朝廷在今浙江寧波鄞縣以東設置了一個鄮縣，這個鄮縣為山海貿易的匯聚之處，有海外各國商人的進入。西漢時期，漢武帝致力於與海上各國的往來，鄮縣成為重要的江海聯運中轉港。舟山群島作為鄮縣的藩籬和門戶，自然成為貿易船隊的避風、補給和候泊的天然港灣，也必然會有水水中轉貿易的發生和逐利船隻的參與。唐朝時日本派出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來唐學習，一般都會經過舟山群島，鄮縣作為中轉港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從此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大港口，舟山的經濟由此發展，人口增加。唐開元年間，鄮縣因為其作為國際貿易中轉港和集散地的繁盛，被朝廷升為州，取名明州，下設四個縣，其中翁山縣就是舟山群島，舟山群島的經濟發展開始與中原地區接軌。而後，舟山的地名又幾經更迭，幾經被撤縣又恢復縣制，都與朝廷對海外貿易的政策有關。明朝時期鄭和下西洋，出現在《鄭和航海圖》中的舟山群島地名多達15個，由此可以看出舟山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
1524年葡萄牙人佔據舟山的雙嶼港後，主要從事浙江沿海的走私貿易。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發現了日本，又開闢了對日直接貿易。葡萄牙人的貿易形式是：與中日私商合夥，從東南亞地區購買胡椒、香料等運到雙嶼，再到寧波沿海與當地商人交換絲綢棉布等，運往日本出售。同時葡萄牙人也到閩浙沿海，甚至深入長江內河各港口。“東南亞—舟山雙嶼港—日本”貿易網絡就此建立，而後延伸到了歐洲及世界各地，雙嶼港由此成為各國海商雲集的遠東私貿交易中心，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國際互市貿易港口。雙嶼港見證了以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向東方拓展市場的歷程，比澳門還早近十年，是事實上最早的“自由港”，比世界公認最早的義大利熱那亞灣的里南那自由港（西元1547年）還要早，並持續長達20多年。有歷史學家稱“雙嶼港鄰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藉助浙東運河可與明朝的經濟神經中樞京杭大運河連接，從經濟地理角度來說，雙嶼的價值遠勝澳門”。日本著名海交史專家藤田豐八先生則稱：“葡人所稱之寧波（Liampo），實為十六世紀之上海也。”
伴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也在此交融。根據學者王文洪等人的考證，雙嶼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站，是西洋藝術在中國傳播的第一站。根據葡萄牙旅行家平托記載，明代嘉靖年間，天主教已經傳入雙嶼港，並建有教堂。平托記述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有特色的，是葡萄牙人安東尼奧·德·法里亞的船隊入港的描述，完全是中西合璧，帶有強烈的中外文化融合的味道。中國油畫發展的起點，有據可查是從明代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在雙嶼港建立貿易基地起，將油畫這一藝術樣式帶入中國。曾有藝術史家表示：“西洋美術傳入中土，蓋亦自利瑪竇始。”然而，葡萄牙籍旅行家平托《遠遊記》第六十八章記載了雙嶼港中一幅繪製在窗戶上的西洋畫，是一幅“豪華壯觀”的藝術品，同書同卷還載有雙嶼港的教堂裡有西洋雕塑，同書第六十九章則寫了雙嶼港的教堂裡還有“無染受孕聖母”像。可以說，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關於歐洲西洋美術傳入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比利瑪竇到澳門要早30餘年。
然因與明朝政權海禁政策相悖，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雙嶼港被廢，商人與海盜因此轉戰於舟山其他島嶼。清朝時，歷經幾次禁海，直到1684年恢復台灣統一中國後，舟山的對外貿易地位才再次得到“官方認證”。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次年英軍佔領舟山定海，而後宣佈舟山為國際自由貿易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