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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絕不僅僅限於經濟成就，而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驗證。 |
中評社╱題：“粵港澳大灣區：中華復興的理論創新和實踐驗證” 作者：王平（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標誌著這個GDP總量目前可以排名世界第十一的區域經濟體將進入融合發展的加速階段。在筆者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絕不僅僅限於經濟成就，而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行理論創新和實踐驗證，將對國家的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產生重大影響。粵港澳大灣區就是要根據融合發展理念，融匯天下之長，將有利於政經發展、社會進步的優良制度與模式等，通過粵港澳大灣區擷英集萃，並通過具體的實踐反復檢驗，為國家的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實踐中開創最爲適宜、最爲有效的康莊大道。
一、融合發展顯示道路自信 擷英集粹重在創新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粵港澳大灣區確立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作為四大核心城市與發展的引擎，這就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必然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可循。而按照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原法學所所長李林的觀點，這裡還存在三個法域的多樣性特點。三者在法治價值理念、立法體制、執法制度、司法體制、法律專業共同體、法學教育等諸多方面，存在差別和不同①。
融合發展作為習近平總書記的原創性思想，是中國領導人在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並獲得巨大成功的基礎上，以高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為底氣提出的路綫方針，既是對中國過往成功經驗的高度總結，也是為解決當今中國和世界發展所面對的諸多問題制定的重大戰略方針。
在此方針下，粵港澳大灣區的設置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推出，既展示了高度的道路自信與制度自信，也展示了充分的模式包容。也正因爲需要對不同制度、多種模式、不同法域法系等進行擷英集粹，“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過程中，將佔據極爲重要的地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為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理論探索、實踐檢驗、具體示範。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也可望給當今世界各國各地區解決發展路徑的困惑，以直觀有效的成就示範，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加豐富多元的模式選擇。
二、多樣性複雜性全球獨一無二
粵港澳大灣區雖然面積衹有約5萬6千平方公里，人口衹有約6800萬人，但是蘊藏的能量巨大。如果用GDP排名，這個區域在世界各大經濟體的排名中，目前可以名列第11位，與俄羅斯相當。
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當今世界非常特殊的區域，與其他已經成型的幾個灣區如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紐約灣區相比，絕非僅僅是經濟規模的不同。已有的“世界三大灣區”中，東京灣區屬於大陸法系，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屬於英美法系，都是在一種政治制度、一個關稅區、一種貨幣、一個法系法域之內進行的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則存在兩種政治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系法域。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多元化、多樣性特徵，堪稱全球獨一無二：制度多樣化、法律多樣化、觀念多樣化、文化多元化、人口全球化，世界級的科技公司，世界級的金融體系，世界級的跨境貿易，世界級的製造業，世界級的航運，世界級的港口，世界級的美食，世界級的血緣散射，當然還有舉世聞名的“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
從政治制度上說，這是世界上制度最為複雜的地區，作為主體的中國內地，自建立新中國以來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兩個曾經長期接受英國和葡萄牙殖民統治並在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後，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繼續保留“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以及“錢照賭”的生活方式。香港、澳門堪稱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短兵相接”的最前沿。
從經濟模式上說，粵港澳大灣區是經濟形態最為豐富的地區。香港多年被美國、加拿大相關研究機構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澳門是典型的特色自由經濟體；深圳、珠海、汕頭等早期爲了適應改革開放而特設的特區經濟模式，則或多或少地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下，比内地其他普通城市吸納了更多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因素；其他區内城市如廣州、中山、佛山等城市則屬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模式的優劣很大程度上是以經濟成就來判斷的，就這一點而言，作為長期實行傳統市場經濟的香港、澳門，在深圳GDP從追趕到超越香港的現實面前，已經逐步認識並承認内地採用的經濟模式確實存在很多港澳地區並不具備的優點。
從人口組成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是屬於粵語文化區②，這也是世界上最有融合能力的地區，歷史上就是精英移民最爲集中的地區之一。香港則在上個世紀多次承接了內地精英的大規模移民，加上近20年內地留學海外學子大量來港就職，以及大批内地學子來港求學及留港工作，給香港的人口結構帶來了大幅度的優化。可以說，香港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融合了中國天南地北的精英。深圳自建市以來，匯聚全國各地精英，僅僅從深圳餐館的多樣性就可以看出“移民”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不小於甚至有過於歐洲各地精英匯聚巴黎和倫敦；而深圳的外國人數量已經相當可觀，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同父異母弟弟早已生活、創業在深圳。深圳對於高素質“移民”的包容、開放與主動吸納水平，遠在香港之上，這也是深圳經濟與科技競爭力快速追趕並迅速超越香港的重要原因。另外，這個地區也是華人開枝散葉到海外的重點地區，海外華人華僑富商巨賈數量衆多，在東南亞、北美洲、南美洲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都相當可觀，這使得粵港澳大灣區聯通世界的能力具有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優勢。
從社會文化說，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典範地區：澳門開埠400年，香港經歷150年港英統治，西方文化都隨殖民政府強力植入並落地生根，使得東西方文化在這裡碰撞並融合共生。澳門所謂的華洋雜處早已成為常態，東西方混血美女為澳門增添了不一樣的風情，土生葡人在當地安居樂業且富有影響。而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爲成功的經濟特區，也是典型的精英移民城市：隨著高科技重鎮的逐步成型，外來精英包括大量留學歐美的中國精英、外國精英迅速集聚，加上一開始就對接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對外窗口香港，多種文化伴隨經濟優勢的浸入自然順暢、既深且廣，觀念薈萃、思想活躍。在深圳的餐館裏看見西方人熟練地用兩根筷子吃飯絕對不需要驚訝，普通話、粵語和英文在交談中混雜不足爲奇。而廣州作爲其中的一個核心城市，曾經是清代唯一官方對外商埠，洋商、十三行③的長期存在與財富影響，使得廣州早就具備大量的國際化元素。就是說，文化衝突在這個地區不強，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這個區域不是沒有，但是不會用極端的方式劇烈對抗，而是比較容易通過融合發展相互尊重、相互接納。
顯然，這種多樣性與複雜性，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範圍内堪稱獨一無二。
三、區内城市的合作與成就為粵港澳大灣區整合奠定基礎
改革開放的題中之義，就是摒棄落後、學習先進，或者說通過吸納當今世界的先進文明強化自己的競爭能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内各城市，即使不計歷史上的長期交往與合作，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擁有40年的合作發展歷史，在處理制度與模式差異、謀求共同發展方面，積纍了豐富的經驗，當然也有值得規避的教訓。
從成功經驗看，香港多年保持世界最自由經濟體地位，是市場經濟的典範；澳門博彩業一枝獨秀但長期維持經濟繁榮，則無疑是特色經濟的典範；深圳利用經濟特區政策優勢與制度差異，從低端製造業開始逐步發展形成強大綜合實力包括高新科技優勢，是利用特殊政策異軍突起的典範；廣州、佛山、中山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則堪稱從計劃經濟轉型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的典範。
上述多種“典範”聚合的重要意義在於，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不同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確實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補強，在共同發展的利益驅動下，完全可以充分發揮各自所長，以期共同分享比單打獨鬥更大的收益。換一個角度說，事實已經證明在粵港澳大灣區，對更大共同利益的追求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弱化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造成的隔閡或阻礙，這也就為融合發展預留了空間。
以深圳為例，可以比較充分地預估融合發展的前景：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其本身作為既與香港完全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不同，又與廣州、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不同的“特區經濟”，制度與模式混存的意味明顯，利用制度和模式不同進行相互補強、“先行先試”的優勢明顯。僅僅從深圳的經濟與科技成就，就可以看出融合發展的内在強悍：2018年深圳新建300米以上高樓全球第一，城市競爭力全球第五中國第一，財政收入全國第一，財力質量中國第一，上市企業市值總價全國第一，城市營商環境全國第一，人口吸引力全國第一，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全國第一，摩天高樓數量全球第一。這裡還有華為、騰訊等世界級的科技公司。這些實實在在的成就，明證了集納優良制度與模式的道路正確，也證明了融合發展的能量巨大。
從負面教訓看，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能否真正主動地融入至為關鍵：香港曾經是這個區域無可爭議的領頭羊，但是這些年在被區内城市的模仿與追趕之中不僅逐漸失去曾經擁有的巨大領先優勢，還在很大程度上日趨保守。由於中國内地改革開放之初，包括香港囘歸之後的一段時間，香港與内地的經濟差距很大，合作的基面難以吻合，香港社會當時的優勢心態在相當程度上負面影響了與内地的平等合作；再加上一些意圖以“兩制”弱化“一國”的政治力量刻意阻撓，一些境外反華政治勢力刻意製造各種事端，香港已經錯失了很多合作發展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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