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一度讓人們誤以爲世界上衹有資本主義制度和歐美式的市場經濟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與經濟模式，才能夠真正擁有未來；而這種誤解，無疑使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勝”國家獲得了巨大的制度紅利，也直接導致這些獲得巨大利益的國家，對於通過不同的制度與模式獲得長足發展的中國，心生妒忌、恐懼與排斥。但是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經濟歷經幾十年的發展，事實已經證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政治體制與經濟模式，並非適應所有發展中國家，甚至因爲歐美國家通過戰爭強迫發展中國家接受自己的制度與模式，已經而且還在給一些原本穩定運行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災難。大量湧向歐洲的難民已經激起當地民衆的巨大不滿，美國總統特朗普用與國會撕破臉的方式急於興建邊界圍牆，就是這種災難性的後果的反噬。
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已經用事實證明中國選擇了最爲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正是一種成功的道路示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説明，發展中國家應該更加主動尋求最爲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而不能盲目地追隨“文化帝國主義”的輿論引導。如果說冷戰剛剛結束時“華盛頓共識”獨領風騷，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北京共識”已經且正在對發展中國家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和吸引。而衹有廣泛地吸取當今人類社會在制度和模式等方面的最佳成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前人的經驗和教訓，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
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並非僅僅爲了建立一個經濟和軍事上雄霸世界的霸主之國，還包含盛唐那種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探索更爲合理的發展模式的王道意願。日本當年通過大化革新逐步從奴隸社會過渡到了封建社會，與大規模複製、移植唐朝先進的典章制度有重大關聯；日本先後派遣了十九批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的典章制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先進文化。中國盛唐的軟實力對日本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影響痕跡至今清晰可見，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包含著為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成功示範與道路選擇的意涵。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大變局的世界需要選擇道路，若有實實在在的榜樣則最爲穩妥，而粵港澳大灣區就可以提供實證的示範：這裡集納了最不同的政治制度，最多樣的經濟模式，最複雜的法律體系，大不相同的關稅區，最多元的東西方文化。環顧全球，當今世界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主權轄下的一個區域，能夠像粵港澳大灣區這樣“兼收並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個法域、多種經濟模式。但是正是在這種極端複雜的狀態之下，中國如果能夠通過和而不同、擷英集粹的方式，通過融合發展實現共同繁榮，能夠為區內民眾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就可以用成功實踐的範例，在更大區域包括世界範圍，發揮重大的影響與示範作用。
七、可為解決台灣問題積纍理論與實踐的戰略儲備
國家的完全統一是民族復興不可繞過的過程。2019年1月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已經引起兩岸四地以及全球的高度關注，表明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已經提上日程。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國家統一方針已經確定的前提下，“融合發展”的國家統一方法已經推動落實的現狀下，對於如何進行統一理論與實踐的先期準備，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與創新實踐就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特殊意義。
如前所述，粵港澳大灣區因為在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社會形態、法律分歧等方面高度複雜，需要在更大的共同利益驅使下通過融合發展，相互認知、相互體諒、相互協助、相互妥協，以期實現和諧共生、共同發展的目標。“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雖然在具體細節上與現在港澳實行的“一國兩制”會有諸多差異，但是在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社會形態、法律分歧的複雜性上並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總體處於涵蓋之下。所不同的，無非是台灣更多地存在著政治勢力的算計，包括希圖抑制中華民族復興的外國政治勢力的干擾，政治的對抗性與軍事威脅，在外國反華力量的支持下會比較嚴峻。
衆所周知，“一國兩制”最初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構思，並在香港和澳門率先實踐的。對於當今中國追求的民族復興來説，台灣問題不解決，國家不能實現完全統一，也就無法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台灣自李登輝時代特別是民進黨執政時期，對“一國兩制”反復加以污名化抹黑，但是毫無疑問，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港澳地區的實踐對於“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具有客觀的參考價值。
從國家實現完全統一的角度看，通過將港澳地區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推進整合更為複雜多樣的制度與模式所獲得的經驗與教訓，不僅會推動“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也無疑對兩岸統一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粵港澳大灣區對於不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的兼容並蓄、取長補短，特別是通過政治制度的合理安排、經濟模式的協同發展產生的巨大成就，必然會對未來台灣地區與作爲國家主體的中國大陸如何融合共進產生重要的影響。而中國大陸完全可以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經驗總結與試錯，以融合創新尋求最爲有效的方式，逐步完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為解決台灣問題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戰略儲備。
八、粵港澳大灣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創新實踐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疑是自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備受欺辱以來，歷代國人特別是歷代國之精英披肝瀝膽為之奮鬥的目標。如今，中國人之所以對前景充滿信心，之所以相信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是基於對過去近百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選擇了正確有效的發展道路所獲得的巨大成就。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普通人來説，民族偉大復興，無非強漢與盛唐：大漢之雄烈使強虜遠遁、宵小俯首；大唐之繁盛使萬邦來朝、爭相仿效。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若以漢唐為標杆，就必須進一步強化硬實力與軟實力。就今天中華民族的狀況而言，也需要某種程度的“民族再造”：“強漢之雄烈”就需要激發國人勇悍的精神，所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而“盛唐之氣象”就要求有博大的胸懷，海納百川，通過制度與模式的吸納與創新，盡取天下之長，不僅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用，也使當今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傾心仿效。
繁榮富強，是當今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孜孜以求的目標。當今世界，已經不是上個世紀的那種基於意識形態對立的壁壘森嚴。曾幾何時，同樣緣起歐洲的兩種思想體系，外化成你死我活的鉄血爭鬥，20世紀的兩種意識形態的殊死較量損耗了難以計數的生命與財富。而以往意識形態對立所造成發展模式對峙，經過長期磨合已經呈現出優勢互擷的理性，很多發展模式早就不再是敵對性的，而是相互吸收與借鑑。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已經對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意識形態對立與鬥爭實現了超越，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對王道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超然詮釋，其中蘊含著深厚的中國智慧。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融合發展理念，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促成民族偉大復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設了可行的途徑。
當然，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植入世界各地的人心並非易事，雖然中華文明歷來提倡“和而不同”、“協和萬邦”，追求“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的理想，但是不同的文明傳承與文化基因，要真正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需要精心的教化與實證的示範。推行這個觀念在目前的世界局勢下當然困難重重，歐盟經歷近三十年的整合（如果以歐洲經濟共同體算起則有六十年），包括部分主權讓渡，尚且不能完全結為一體，更出現英國脫歐的重大倒退，要求在差異更大的世界範圍內馬上接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並形成共識，僅僅依靠理念的感召是不夠的。所謂耳聼為虛，眼見為實，人們更相信自己親眼看到的事物，世界需要親見實實在在的成功示範。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實基礎，而這個堅實基礎就是通過探索嘗試和示範推廣造就的，探索與嘗試在一定的時期甚至領先於理論的構建，示範則為迅速推廣、降低改革風險提供了可靠經驗。但是，以往的探索往往限於一城一地，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規模之大及影響之遠，都是波及世界的，因此需要更為複雜的理論構建和更大規模的實踐檢驗，這就需要包含更多制度與模式、城市與人口的區域承擔。
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言，一城一地的範圍，和制度單一的實踐，都不足以為全國和世界進行示範，而利用一個在當今世界經濟體中可以排名第十一、人口相當於中等國家的“混合區域經濟體”，且具備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系法域的高度複雜的區域，確屬舉世難尋的探索復興大道的實踐勝地。無疑，粵港澳大灣區既有養育雄烈之氣的科技與經濟實力，也有培植包容之心的制度與模式差異。粵港澳大灣區在今後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過程中，無論經驗與教訓，對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而言，都是巨大的財富。
粵港澳大灣區作爲一個擁有兩種政治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種法系法域，且經濟實力相當於中等國家的獨特區域，其理論創新與具體實踐本身就牽動甚廣，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全局性宏偉藍圖而言，無疑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非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精心努力才能逐步顯示更佳的效果：因爲複雜的區内結構性矛盾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進行磨合甚至對撞才能化解，各相關城市的相對優勢也需要時間協調才能形成聚合效應。
但是顯然，粵港澳大灣區的設置與推動，不會僅僅以經濟規模超越已有的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等三個灣區為最終追求。更爲重要的是，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包容天下之長的擷英集粹、融合發展，可以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理論創新與實踐驗證，為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尋求最為合理、有效、堅實、可靠的光明大道。
粵港澳大灣區將能夠利用這個區域在制度與模式方面的多樣性、複雜性，直觀地向當今世界證明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經濟模式、不同法律體系、不同社會文化可以在更大的共同利益的目標下，通過融合、創新與實踐，探索出更爲優化的發展模式，為世界衆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示範，為衆多的發展國家提供更為有效的發展道路選擇。這種優選與示範，將是已經回歸世界政經舞台中央的中華民族，對世界進一步發展所做的中華文明的貢獻，將對人類追求更加美好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註釋：
①三個法域：三個法系，按照法國比較法學家達韋德教授在《當代世界法系》一書中的劃分，香港可歸屬於英美判例法系，澳門可歸屬於大陸法系，內地可歸屬於社會主義法系。李林《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法治問題》。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月號
②全球以粵語為母語者約有1.2億人，在中國主要分佈於廣東、香港、澳門、廣西、海南等地，在廣東省1億人口中，使用人數超過6,700萬。隨著近代兩廣地區人口向海外遷徙，粵語在加拿大及澳洲等地之華人社區中為使用人數最多的漢語。粵語也是除了官話外，唯一在外國大學有獨立研究的漢語族語言。此外，粵語在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等以及北美洲、歐洲和澳洲、新西蘭、聖誕島等地的華人社區都有廣泛分佈。
③廣州十三行，又稱廣東十三行、十三洋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封鎖全國對外口岸，僅保留廣州珠江粵海關一帶作為對外通商港口，且不得在中國其他地方經商。
④黎沛文：《從居民到公民：香港人國家認同主體資格的建構》載於陳廣漢、黎熙元主編：《當代港澳研究》2018年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⑤《中國恢復了鴉片戰爭以前的信心》-訪《亞洲事務》雜誌董事長貝齊爾。原載《中國評論》月刊2001年1月號。
⑥同上
⑦“科層制度”是一種理性化的管理組織結構，基本職能是執行決策者的經任命產生的官員所組成的大型組織。它必須遵循一套特定的規則與程序，有明確的權威登記，權責自上而下傳遞。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科層制是組織人類活動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統性的流程和高度組織化的等級制度，對維持秩序、獲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敗必不可少。
⑧原載於郭偉峰著《習近平哲學思想與兩岸關係論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5月號，總第25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