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説，香港沿用傳統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經濟模式在歷史上形成的競爭優勢已經逐漸消弭，香港主流社會也逐漸接受了“國家好香港更好”的客觀現實，這也為其主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創造了相對平等的磨合基面。當然，香港的法治環境、金融業務、國際網絡、品牌效應，在粵港澳大灣區還是具有相對的優勢。作爲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香港如何調適自己的心態，如何揚長避短，以積極的態度、主動的選擇、開放的心胸、誠意的合作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區内城市結成“生命共同體”，真正把自己當作區内平等合作、相互依賴的親密夥伴，爲了共同的更大利益拆除排斥内地、高度自保的藩籬，弱化境外政治勢力的干擾，與其他内地城市相互補強形成聚合效應，不僅對香港，對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成功與否，都具有非常關鍵的意義。
毫無疑問，粵港澳大灣區内各城市的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優勢互補、聚合形成的“富可敵國”的經濟成就，本身就是對“融合發展”理念的最佳註解，也為區内各城市通過設立更高、更大的共同目標，攜手整合、協同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大灣區歷來富有融合創新的基因
粵港澳大灣區不僅具有上述制度、模式、文化的多樣性，更在於這個區域的民衆對於多元文化的接納程度與吸收能力，都堪稱世界一流，比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都更加具有融合創新型制度與模式的基因。
香港、澳門作爲曾經長期接受殖民統治、長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並在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之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本身的客觀存在，就是制度創新的產物。“香港和澳門回歸祖國是巨大的憲政法治系統工程。而經過十多年的磨合，港澳本地法制與新憲制間基本實現了成功銜接，同時實踐亦證明，一個社會主義的基礎規範當然可以成為一個資本主義政制和法制的基礎規範，社會主義的憲政架構可以與資本主義的地方政府體制相容，基礎規範與政治法律制度背後的意識形態無關。”④可以說，“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本身就給不同制度與模式的融合與創新提供了理性的“實物”驗證。
1979年建市的深圳，領中國内地的改革開放風氣之先，與香港堪稱血脈相連，無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最直接地經常性接觸外來制度和吸納外來經濟模式的地方。深圳作為中國内地設立的最爲成功的經濟特區，就是在不斷突破現狀的過程中積蓄能量、發展壯大的，無論當年的設立特區，還是率先進行的土地拍賣，都是通過對當時制度與模式的突破與創新才得以實現的，突破與創新堪稱深圳立足之根本、發展之精神。應該說，對各種有利於發展的制度與模式的擷英集粹，是深圳奇跡的重要基石。
廣州曾經是清王朝對外貿易的唯一窗口，乃是中國大陸長期“華洋雜處”的地方，歷史上就非常容易接觸外來制度和模式，也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著名大城。珠三角作爲最早大量接納港澳台及海外投資的區域，長期接觸港台文化，對港台文化及海外文化不僅不陌生，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接納並部分地内化爲本地文化。港澳居民以廣東人所佔比例最大，經常性的返鄉尋親訪友，使得很多港澳居民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内地城市相當熟悉。這個地區的民衆經過長期的接觸、合作、磨合甚至爭執，對於不同制度與模式的共存發展習以爲常，對外來的優勝之處明顯比其他非特區的地方，具有更強的適應與吸納能力。
放眼世界，應該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夠像粵港澳大灣區這樣，多種制度、模式、法系法域和文化直接碰撞、磨合、交融。而在這種直接的碰撞、磨合、交融過程中，爲了某些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目標相互理解、妥協、忍讓、權變就必然發生，形成新的共生模式也就成爲必然。從這個角度講，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比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更具有融合創新型模式的基因。
2000年底筆者採訪《亞洲事務》總編輯法國人貝齊爾，他說台灣問題很複雜，包括“概念上無法理解：中國是國家，台灣是地區，其中在主權問題上有關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主權與治權不同等等的爭辯，對法國人來説是很難理解的，因爲在歐洲沒有這樣的情況，沒有這種爭議”。⑤但是兩岸對此卻覺得很正常，港澳民衆對這種兩岸之間的“複雜”也安之若素：就是心理上對此見怪不怪，也可以說見多識廣。從貝齊爾總編輯的觀點可以看出，兩岸政治制度的複雜程度是西方世界難以理解的。同樣，粵港澳大灣區的“複雜”程度也是其他地區難以比擬的。
也正是因爲必須面對極爲複雜的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法系法域、運作機制、社會文化的差異甚至對立，粵港澳大灣區最初的融合可能起步比較艱難，但是有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磨合、調适、改革與創新為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客觀規律還是具有内生的巨大能量，當經濟生活越來越互相浸潤融合，共同發展的巨大成果與輝煌前景，將推動相互之間心態的調適與合作方式的創新。也正如貝齊爾總編輯當時就特別強調的，中國大陸令他感到印象最爲深刻的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體制與機制創新的能力是很強的：“中國大陸具有很好的自我組織和安排的能力，在機制和體制的改革方面做的很好。這其中，有著對自己的獨特思想文化的繼承，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這是一種再生、復興或者說崛起，這完全歸功於自己，關鍵是不再衹是模仿他人或剽竊；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是將古老的一套東西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出現了很好的政經發展趨勢。”⑥。
五、制度與模式的擷英集粹保障中華文明的長期領先與延續
中國歷史上就在制度與模式的擷英集粹方面大有建樹，如果沒有持續的優選、吸納與創新，中國不可能在農耕社會長期處於當時世界的領先地位。
根據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科層制⑦是組織人類活動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統性的流程和高度組織化的等級制度，對維持秩序、獲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敗必不可少。中國從公元前221年的秦朝開始實行科層制--秦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權的同時，吸納了戰國時期各國制度的優點，建立了適應封建統一國家所需要的中央政府機構——三公九卿制度，用以協助皇帝領導與管理全國。科層制在兩漢得到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後來逐步進化到通過科舉制度從全社會選拔優才，無疑使當時中國的科層制在世界上最爲完備、最爲合理、最有效率，對當時中國的農耕社會維持必要的秩序、取得最佳的效率、激發社會的活力，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領先世界的科層制是中國在農耕社會長期領先世界的制度保障，對中國在農耕社會長期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發揮了關鍵作用。儘管這種制度有其局限性，但是無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屬於非常先進的制度設計，在制度創新的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制度與模式而言，沒有最好，衹有更好，不斷改善接近完美才是最為理智與自信的選擇。從大歷史的角度看，“融合創新”對中國的形成、發展、壯大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縱觀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也是不斷融合各種優勢包括制度與模式優勢，才發展起來的。從根本上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在四大文明中作爲唯一不間斷傳承延續的文明，就是通過不斷的優勝劣汰、融合創新才得以經久不衰的。
積極主動地吸納當時社會文明的最佳成果可以是國家、民族發展的決定性動力。歷史上的制度與模式融合對中國的逐步發展無疑影響重大，歷史上的重大進步往往都與博採眾長、吸納優勝制度與模式有關，這不僅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大勇氣以創造大時代。
就當今而言，作為對世界影響巨大的第二大經濟體，當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四十年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與道路實踐，使中國遠比一般國家擁有更強的博採天下制度與模式之長的自信力與主動性。
習近平主席是具有大歷史觀的領導人，“大歷史觀的不同在於：是將以往歷史的內在邏輯和現在做比較，再用現在所發生的歷史與未來做比較，從而對未來社會的走向做出一定預測的歷史觀。也就是依據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對未來即將發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斷，用長遠的、比較的思維來看待問題的認識方法。基本特點是：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發展觀察歷史的脈動；從古今中外的比較提示歷史和未來的問題；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運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聯繫來對事件和現象做出合理判斷。”⑧而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種大歷史觀、大自信下的主動行為，正是博大胸懷與恢宏氣魄，才使得國家主席選擇設立一個用以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夠為世界進行發展模式示範的創新與實踐載體。
六、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可以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示範
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尋求更加美好生活的過程；而制度的變遷與完善，則是這個尋求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奴隸制度、封建制度，都是當時尋求“更優質生活”的制度設計。就當代而言，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間，追求意識形態以致暴力相向的強烈對峙並非其創建的“初心”，更大成分還是尋求“更優質生活”的嘗試與努力。
就迄今爲止的各種已有的社會制度而言，衹能說是“沒有最好，衹有更好”。而最能夠吸取制度與模式優勢的國家或地區，無疑會激發更大更強的活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四十年的高速發展，已經成功地展示了優選制度與模式的偉大成就。當時富有爭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個典型的擇善而行的優選概念。
回顧中國内地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從1979年設立4個經濟特區，1984年確立14個沿海沿江地區開放城市，1986年海南建省並成為特區，1988年進一步擴大開放，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強化擴大開放，再到中國大陸穩健發展並逐步實現對曾經“須仰視才見”的衆多資本主義強國的超越，中國無疑是一直以探索---示範為基本方式，進行穩步有序的漸進式開放。這不僅避免了全面盲目接受休克療法的風險，也通過參照示範體的經驗教訓降低了改革成本。
或許西方國家特別是那些歷史短暫的國家，難以理解中國對於制度的優選能力。作爲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間斷延續至今的文明，中華文明其實就是在主動與被動中通過不斷的制度融合、道路優選、模式吸納，使文明的精髓堅韌存續至今的。儘管中國因爲滿清入關在發展模式上走了一段時間的彎路，但是經過幾代哲人的引領與幾代國人的努力探索，用無數生命的代價，回歸了吸納百川的傳統，恢復了兼容天下的胸懷，重建了包容並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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