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上升在民族復興、勢所必然。統一的時間節點實質是清晰的、日益緊迫。坦率地講，目前統一已經前所未有地臨近了，最晚的時間節點不過是民族復興實現之日。或許可能提前到中美關係再平衡之時，或“台獨”分裂勢力以及國際干預勢力挑釁逼迫，進逼紅線那一刻。換言之，以前緊迫感不強，現在要有時間節點意識，至少是最後的截止日——本世紀中葉是清楚的。
隨著我們前所未有一步步逼近民族復興的目標，統一不再是可以是以往那種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實質無限期、留給下一代的問題了，而是現在進行時。以前的相關研究推動不能說與民族復興無關，但至少不像現在這樣的緊密。目前的兩岸民主協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民族復興進程如此緊密地連為一體，與民族復興的進程如此同呼吸共命運緊相連，以至於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要麼可能導致我們的方案保守，要麼可能導致我們的這種討論與歷史的進程脫節而失去意義。跟不上歷史的進程，歷史就會用強制力揭示其強大的推動力。
這就要求研究探討“兩制”台灣方案時，要與民族復興進程不同階段的社會意識、社會結構和社會資源的特點相結合，要與統一實現之日的中國場景因素相對接，這裡面就要我們容易想到的社會物質資源極大豐富、公民文明素質極大提高等因素，也有社會意識形態、政治治理、經濟結構、外交空間、戰略地位、軍事能力等這些容易被忽視的因素。而如果我們想到這一層，我們與台灣方面討論“兩制”台灣方案時，便能找到更多的結合部、同頻共振點。這裡面，切忌泛泛地講民族復興，而是要根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描繪的藍圖，實實在在地把民族復興的場景展現出來，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對接起來。如此以來，我們研究、討論和民主協商的東風就更強勁了。這不是個簡單的借東風問題，更是個時所必然的問題；不是大躍進，而是實事求是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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