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韓國政府，考慮與中國的“戰略合作”以及雙方“權力非對稱關係”的現實而採取“扈從（bandwagoning）”多於“抗衡（balancing）”的對中國政策，以保持避險而想爭取支持，而且一直“全面關注和竭盡全力”。但是，雖然建交以來三十年的韓國和中國關係，已經非常明白呈現經濟社會關係的“夥伴合作”是成功的，但向“戰略合作”的“溢出效果”目前為止證明為非常有限，自然兩國之間建構主義所強調的“身份認同”或“文化認同”難以進一步發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韓國民間的交流和友好關係或互相認同的水平，可能遠比政府或政治當局層次的關係為高，這也是可以高興的事實。
文在寅政府考慮“薩德問題”選擇的模糊“扈從”方式給予中國承諾“三不”，相反與美國的關係上施展比較明示的“抗衡”模式，到任期到尾，還是得不到中國或美國給予文在寅政府所期望的對“朝鮮問題”的“戰略合作”的結果，反倒帶來韓國國內的安全憂慮和“屈從而生出反中”的爭論，韓美關係和韓中關係都處於不太圓滿的情況。
新當選總統的尹錫悅說重視“國格外交”、加強韓美同盟，加強與中國合作與相互尊重，但“要說明白”等，其意思，就是要認清前任文在寅政府在承諾韓中“權力非對稱關係”之下採取的“扈從”為基調的雙方關係框架問題的嚴重性，要回復“國格”，雖然不一定要選擇“抗衡關係”，但也不要毀損“國格”的“模糊”的“扈從”政策。新政府在與中國的友好交流為主流的“合作夥伴”關係路徑不會改變，但是，如果朝核導彈問題上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的話，尹錫悅政府在“戰略”議題上面，與中國表示“尊重”，但一些“抗衡”難免有可能，其中包括尹錫悅在競選期間表示的“毀損主權問題”的“三不”議題，也就是薩德、韓美日合作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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