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雙方在“戰略合作”或“合作夥伴”的範疇和重視的認知和落實方面，有可能存在相當大的鴻溝，雙方原則性的議題之外，更無法討論“戰略”的敏感核心議題，尤其如韓國期待的朝鮮議題。隨著時間，難免產生懷疑對方政治信賴的負面效果，兩國之間出現小小爭議問題，容易點燃如“反中”和“嫌韓”類的情緒衝突。如此看來，也就在建交以來韓國和中國的三十年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的交流成就，沒有生產出其所期待的政治外交安全方面的“溢出效果”，兩國到目前為止，無法在政治安全議題上完成磨合，反而，時而出現兩國之間的“反溢出效果”的各種爭議，如“反中”和“嫌韓”現象反倒越嚴重，這樣新功能主義的整合理論所設計的願景，起碼從韓國方面來看，韓中關係上沒有達到目標。反正突出了兩國之間大國和中間強國之間的“權力非對稱關係”的一些基本屬性的問題。
文在寅政府為了韓中“戰略合作”，不顧國內的激勵反對大膽給予中國承諾所謂的“三不”，並一些中美矛盾問題採取了“戰略模糊”，希望照顧左右，盡量回避摩擦，以期望解決朝核問題和改善南北朝鮮關係。但，文在寅政府所期待的中方的“戰略合作”實際上沒有達成，反而目睹了越來越發展的朝核導彈。期間，兩國之間互相猜疑和反感情結反而增加不斷擴大，中韓之間的“戰略合作”的限制更為清楚，也證明兩國關係上面存在非常特殊的難以解開的政治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結。
這可以從另外的“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所說的國家之間“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邏輯來可以說明。建構主義理論說國家和國家經過相互交流、相互認識和相互學習，最終會達到“身份認同”或“文化認同”，這樣國家關係才會達到和睦和平。
過去三十年的關係發展來看，韓國和中國也進入了這個建構主義路徑，從經貿交流開始，經社會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等，加強全方位的交流合作，當中互相學習而培養共同知識等，達到了與前完全不同的互相認識的階段。但是，從目前兩國之間出現的攸關認同的那些“反”或“嫌”的情緒矛盾現象來看，達到那種互相完全放開心互通的“身份認同”或“文化認同”的目標，可能還需要相當的時間，也需要新的觀點和更積極路徑。今年二月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見韓國外長鄭義溶的時候，說的“繼續妥善處理敏感問題，防止中韓關係受到不必要的干擾和衝擊”等，應該指的就是這個現象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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