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政黨政治發展變化與趨勢 作者：伍湘陵（寧波），寧波大學商學院特聘副研究員、寧波市海峽兩岸融合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寧波大學東海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員；仇長根（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摘要】台灣政黨政治發展有著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尤其受到“選制規則”、社會民意、地方政治勢力等因素影響。從2024年台灣選舉結果看，行政大權仍由民進黨掌控，而“立法院”朝小野大，“藍白合作”對民進黨有一定的監督與制約。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中，非典型政治人物“韓國瑜”“柯文哲”現象凸現，新政治力量湧現出年輕人關注政治和參與度增加、政治選舉文化異變、兩岸關係“邊際影響”明顯及美國因素愈加突出。面對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亂象和新趨勢，兩岸統一之路更加艱難。堅持“反台獨、反干涉”鬥爭決不給“台獨”分裂勢力突破“紅線”的一絲機會。嚴防民進黨當局與美國勾結，利用中美戰略博弈進行冒險投機和挑釁。
台灣政黨政治發展從國民黨“一黨專制”時期，到如今“多黨競爭”時代，政黨政治逐漸“多元化”，政治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1990年代起，在台灣推展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進程中，選舉制度和選舉規則對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政黨政治的所謂“民主”也被扭曲，“藍綠”惡鬥，充滿詭譎。台灣地區已歷經8次“總統”直選、11次“立委”選舉及2014年合并後三次“九合一”選舉，如今形成“藍綠白”三個陣營，即“兩大一小”并存的政治格局，台灣政黨政治也進入合縱連橫的“新動蕩期”。
一、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三大內因
（一）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由“選制規則”決定。1949年中國國民黨遷台，由於蔣介石在“戒嚴”時期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受“憲法”限制，連任四次“總統”。1987年蔣經國“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台灣初現民主選舉契機。1991年李登輝任內結束“動員戡亂”，直至1996年首次實行正副“總統”直選。台灣地區領導人“選制規則”采“相對多數”，即得票最多且得票率超過20%的一組候選人即可當選，每四年改選，可連選連任一次。①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民進黨成為執政黨，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重返執政。2016年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再次上台，2024年民進黨首次打破八年政黨輪替記錄取得連續三屆共12年執政權。至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八次直選，其中建黨38年的民進黨先後共取得五屆20年執政權。而百年大黨國民黨僅執政三屆12年。實行所謂“總統制”的“雙首長制”，可直接任命“行政院長”，贏者全拿，且有權無責。
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中另一項重要選舉是“立法委員”選舉。“立委”選舉最早始於1948年1月，按“人口比例分配選舉名額”，在大陸選出760名立委。②1949年因各種因素衹有380餘名立委前往台灣，任期於1951年5月屆滿。為了在台灣繼續行使職權的“合法性”而作出“司法解釋”，即每三年補選“增額立委”，直到1991年底結束。目前，“選制規則”采“單一選區兩票制”，即一票選區域“立委”，另一票選政黨，按得票率分配不分區“立委”。從2008年第七屆“立委”選舉開始，“立院”席次由225減為113，任期4年，可以連選連任，不受限制。其中，區域“立委”73席和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席直選，不分區“立委”34席依政黨票獲得5%以上得票率分配。③
（二）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社會基礎是民意。民意是政黨競爭的基礎，也是政黨競爭的主要動力，不僅反映人民對政黨的看法和態度，也推動著政治體系的發展和變革。政黨政治發展扎根於民意基礎之上，政黨需要瞭解選民的需求和期望，調整自己的政策和宣傳策略，制定符合民意的相關政策和議程，自我評估政黨在選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調整選舉策略，爭取更多選民支持。民意的變化推動了台灣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例如，1987年解除“戒嚴令”是受到民意壓力的結果，1992年實行全面的“多黨制”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民意”決定選票，政黨“票票必爭”，因為民衆投出的選票決定政黨實力和政治版圖。政黨“理念”能否為選民認可，決定代表政黨的參選人，能否被選民接納，至關重要。“民意如流水”，台灣政黨輪替基本八年一次，但2024年首次被打破，原因何在？一方面取決於各政黨所掌握的基本盤，也就是選民對該政黨的支持度，這是參選人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另外三個重要原因：一是候選人本身的各方面條件。選民不是完全看政黨，有的重在選擇政治人物的個人品格、政治魅力、專業能力。二是政黨內部凝聚力。不團結，即政黨內多組人參選必然分散票源，很容易讓對手“漁翁得利”。三是政黨操作選戰策略與技巧。主要看催票吸引力與攻擊對手的破壞力，甚至不惜使用扭曲、惡質的手法（奧步）。由此部分選民被操弄、欺騙，使得選民“盲選”，失去了民主的真諦。當然，各政黨內選舉規則不盡相同，也影響著政治競爭的激烈程度和政黨政治發展的走向。2020選舉蔡英文和賴清德在黨內初選“刀刀見骨”。2024選舉國民黨未公開初選而徵召侯友宜參選留下郭台銘與侯“魚死網破”的隱患。
（三）台灣政黨政治受地方及家族勢力影響。花蓮縣長徐榛蔚，其夫為原縣長、現任“立委”傅崐萁；雲林縣長張麗善，其兄為原縣長張榮味；台中縣原議長、鎮瀾宮董事長顔清標的兒子顔寬恒，為現任“立委”。原台灣省議會議長高育仁，屬台南派系的“高派”；“立院”副院長江啓臣、“立委”楊瓊瓔等是台中“紅派、黑派”代表性人物。嘉義張家、李家、林家、陳家等“四大家族”及“蕭家班”“許家班”長期主導嘉義縣的政治。高雄縣市合并和鄉鎮市改制官派後成“綠營”重鎮，原屬於民進黨的“黑派”和屬於國民黨的“白派、紅派”三大派，“白派、紅派”凋零，乃至“不得志”倒戈到“綠營”。今年“立委”選舉藍營高雄8個候選人仍“全軍覆滅”，這也是民進黨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灣“南北”地方及家族（本土）政治勢力盤根錯節。全台22個縣市長和正副議長及地方家族政治實力派，不僅在地方政府和議會中掌控了龐大的政治、經濟資源，而且擁有豐富的人脈和財力物力，對地方政治事務產生重大影響，各政黨都高看一眼不敢輕視。地方及家族勢力通過控制資源和組織網絡，影響選舉結果。此次選舉，屏東縣議長周典論、彰化縣議長謝典林等，起初公開靠向億萬富翁郭台銘，除“下架民進黨”相同的理念外，也有“利益驅動”的重要因素。地方及家族政治與各政黨“中央政治”的關係有聯盟或合作，涉及地方政治資源的分配，影響到重要決策和人事安排。在政治選舉中，執政黨與在野黨因手中掌握的資源有所不同，資源分配往往會影響到地方政治勢力的“既得利益”，從而地方及家族政治勢力會明顯地影響各政黨候選人的選票。
二、台灣政黨政治發展的新變局
（一）“藍綠白”政黨所控版圖新變化。一是民進黨施政繼續掌控台灣行政大權。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投票率71.86%，“賴蕭配”獲558萬票、得票率40%，“侯康配”獲467萬票、得票率33.5%，柯盈配獲369萬票、得票率26.5%。④但民進黨施政民意基礎僅四成,如扣除未投票的合格選民，支持度不到三成，賴比前任蔡英文足足少了259萬票約17個百分點，成為弱勢領導人。二是民進黨失去“立院”最大黨地位。總席次113席中藍獲52席、綠獲51席、白獲8席、親藍無黨籍2席。綠比上屆少10席；藍增14席；白增3席。⑤“立院”三黨不過半，朝小野大，而且“韓江配”獲“龍頭”，民衆黨成“立院”關鍵性少數。三是國民黨掌握地方15縣市施政權。2022年“九合一”選舉，22個縣市長中藍獲15席、綠5席、白2席；910個縣市議員中藍獲367席、綠277席、白14席；無黨籍227席。⑥因此，政治版圖“三黨鼎立”格局，未來四年政局勢必翻天覆地，難以安寧。
（二）非典型政治人物現身政治舞台。一是韓國瑜“現象”。2018年被稱為“賣菜郎”的韓，一瓶礦泉水打“天下”，拿下綠營重鎮高雄市長。2020年參選大位獲552萬票，雖敗猶榮。2024年“韓流”再起，67歲的韓成為藍營輔選“超級王牌”，并坐上“立院”龍頭，成了國民黨核心人物。韓金句“莫忘世上苦人多”，接地氣，深受選民青睞。二是柯文哲“現象”。成立不到五年的“小草黨”民衆黨在2024選舉中崛起，政黨票獲304萬，比上屆增加145.2萬票。柯從醫30年，做8年市長，首次參選大位獲369萬票，跌破衆人眼鏡，可以說柯在台灣政黨政治發展史上，是繼“庶民領袖”韓之後又一個政治奇葩。三是侯友誼、郭台銘。一個是從警30多年衹選過兩屆的新北市長，一個是縱橫商界一輩子的億萬富豪。侯獲國民黨徵召參選，郭獨自聯署過“門檻”（後退出），兩人均堪稱“非傳統”的政治精英，在台灣政黨政治史上也創下記錄。
（三）年輕人關注政治且參與度增加。一是選舉投票率提升。2024選舉有1954萬8531名選民，其中40歲以下年輕人約607萬（首投族102萬）。據“美麗島電子報”選前民調顯示，其中20-29歲青年支持“賴蕭配”為24.1%，30-39歲青年為29.5%；“侯康配”的支持率分別為11.7%、19.1%；“柯盈配”分別為47.1%、36.5%。⑦民衆黨吸引大量年輕選民，成為政黨政治變局重要因素之一。二是政治訴求改變。台灣年輕人的政治態度和訴求與傳統政治人物有所不同，他們接受“西化”教育，更關注“社會公義、環境保護”等議題，對政治的要求更加理性，對生活更加務實，期待獲得應有的利益和享有應有的福利，過上好日子比什麼都重要。這種變化推動了台灣政治話語的“多元化”和政治議題的“廣泛化”。三是新政治力量湧現。隨著年輕人對政治的參與度增加，一些藍綠新興政治力量在台灣政治舞台嶄露頭角。有“太陽花學運”世代、有從地方基層慢慢經營的年輕人進入“立院”或縣市議會。2024“立委”選舉,國民黨45歲以下有14人當選，其中9人是40歲以下。
（四）政治選舉文化異變充滿算計。一是掃街拜票、亂開支票。早期台灣政治選舉各政黨主要依靠傳統的政治宣傳、政策辯論等方式。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政黨開始運用網絡宣傳、微信群組織、虛擬現實演講等吸引選民的關注和支持。政黨操弄選舉功利主義，行為異常，充滿算計，“藍白合”破局即例證，政策性“買票”亂開支票，多數無法兌現。二是抹黑抹紅、無中生有。政黨玩弄政治，綁架民意，操控輿論，顛倒黑白，散布謠言，“中共介選”，謀騙選票。甚至用“綠色恐怖”約談、收押、懲罰打擊對手，嚴重損害了選舉的公正性和公平性。2016“周子瑜事件”，2019-2020“香港反修例風波”，2024“五月天事件”“導彈警報事件”，惡劣陰招，盡顯政治選舉文化的負面影響。三是選舉“奧步”，驚心動魄。台灣政黨政治選舉文化走偏鋒情況泛濫，有涉嫌用假民調誤導選民投票意向；有政治人物以現金賄賂選民；有製作假錄影帶誣陷競爭對手；有“黑幫”介入“買票做票”；有地下電台造謠、地下賭盤押寶，甚至發生過“3·19槍擊案”嚴重惡性事件。台灣選舉文化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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