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2日電／高度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複雜性，是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的基本特徵。對此，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清醒的認識，並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財政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也是政府為經濟社會注入確定性的主要工具和途徑。
北京日報發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尚希文章表示，宏觀政策的目標在理論上應當超越宏觀“均衡”，關注宏觀“確定性”，即以“公共風險最小化”為目標，以阻斷“風險鏈”、遏制風險的公共化為著力點，增強宏觀確定性，為市場預期的確立提供宏觀條件。不言而喻，財政政策也應當轉為這個新範式，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的積極財政政策設計新路徑提供支撐。
文章認為，財政政策在積極的取向上“適度加力”，顯然是風險權衡的結果。通過政策來防範化解風險，都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政策本身會衍生風險。如財政政策加力，會產生財政風險；貨幣政策加力，則會產生貨幣風險，這就需要做出權衡。幹任何事都有風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運用財政貨幣政策防範化解風險，實質上是“用風險對衝風險”。用一種風險去對衝另一種風險，只要操作得當，可以使風險的總體水平降低，公共風險收斂，宏觀確定性上升，就可逆轉預期，改善預期。在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風險權衡是宏觀政策制定和調整的一條基本原理。
財政風險是政府作為公共主體因公共責任（防範化解公共風險）而採取各種措施導致財政難以持續的風險，只要是政府履行公共責任有需要，就可以以財政風險為工具去對衝經濟風險、金融風險、社會風險，等等，如通過減稅降費、擴大公共投資、緊急救援、轉移支付等措施來穩增長、穩金融和促進就業。財政風險不受制於市場，卻受制於政治程序。而債務風險是政府作為經濟主體融資而產生的可能違約風險，受市場的約束。債務風險越大，政府信用等級就越會下降，其融資的阻力就越大，甚至無法進一步融資。所以，通過市場進行債務融資來擴張財政支出在一定條件下會出現悖論：越是擴張越是收縮。如我國地方政府承載著宏觀調控的職責，在債務高企的情況下，出現了一邊化債一邊擴張的矛盾現象。
對財政風險的傳統認知局限於“財政不可能三角”，即減稅、擴張支出和控制赤字不能同時實現。自1991年歐盟《馬約》公布赤字率3%和政府負債率60%為財政紀律紅線以來，學界長期把這個規定當作財政風險警戒線，並深深地影響了財政政策決策，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誤解。歐盟、美國、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在財政政策實踐中早已經放棄這個所謂的風險警戒線，但在我國一些人的頭腦中依然奉為圭臬。這種風險認知將會大大縮小財政空間，束縛手腳。經濟金融化已經改變了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貨幣與資本的對偶關係嵌入生產函數之中，貨幣數量論不再成立，通脹也不是完全的貨幣現象。這意味著盯住通脹而在財政與貨幣之間設置隔離墻理論上已不合邏輯，實踐中也已經被拆除。貨幣不只是交易媒介，也是資產（資本），更有人提出是“國家資本”。隨著對貨幣風險（通脹）的認知改變，財政貨幣政策一體化實踐已經在主要經濟體持續多年，成功地遏制了風險的公共化，避免了更大的危機。
文章指出，貨幣風險下降，意味著財政空間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就可以更大的力度來對衝經濟下行風險、房地產風險、金融風險和就業風險。從中長期看，有效遏制住風險的公共化趨勢，才能真正保持財政的可持續。當前衹有盯住“公共風險最小化”，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從實際操作來看，應科學權衡各類風險的公共化趨勢及其相互之間的關聯，加快調整政府債務結構、打通財政貨幣之間的隔離墻、快速截斷通過資產負債表形成的風險鏈、清理包括地方政府拖欠在內的新“三角債”、實行“跟人走”的轉移支付政策促進人口城鎮化，如此等等，並實施有效的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全面降低風險預期。
風險預期小了，宏觀確定性增強了，經濟復甦動力自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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