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美國對華決策機制有幾個基本要素：首先是進行內部審議，以確定利益，裁決權衡，並獲得支持。第二，確定並闡明美國的一系列優先事項。第三，與中國同行建立溝通架構，確保清晰、一致和可信的交流，但不讓北京利用官方對話來爭取時間和優勢。
以前的美國政府對華打交道通常有“基辛格模式”：授權一個接近總統的強勢人物與北京方面進行一切談判。前財政部長鮑爾森主張採用所謂的“中國沙皇模式”。
麥艾文表示，現在應當“扔掉中國沙皇”。他認為如今這種模式既與現實脫節，也使得中方容易專注於一個人。“中國沙皇”的手法不是可持續的方法：投資組合太大，太專業化，系統內對它的官僚阻力會迅速增長，危及戰略的有效性。
麥艾文認為，最符合邏輯的決策模式是，由授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持續開展跨部門流程，向內閣部長，最終向總統提供信息和建議。這樣的制度應該反映美國利益、機構公平和個性的多樣性。當美國決策者就相互衝突的利益進行辯論，或者當他們需要在重大事件比如元首峰會之前確定美國的優先事項時，這個過程就顯得尤為重要。有太多的例子表明，中方在收到一長串要求後會問：美國到底想要什麼？
最後麥艾文強調，美國和中國的決策者需要以“接受競爭、容忍分歧、解決問題”的方式重建美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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