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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根據當時的土地條例，很多新界農地在棄耕後落入主要地產商手中，這樣就妨礙了特區政府在將來收回新界土地。而回歸以前通過的《郊野公園條例》，將香港六成的土地變成了不允許發展的郊野用地，非常不合理，而且在此條例當中並沒有緩衝條款。在資源被鎖死的情況下，香港土地供應嚴重缺乏，房屋供應完全脫鈎，出現了地價、樓價、租金不斷上升的局面，香港人口的階層結構則出現向下流的局面，引發社會上強烈的不滿情緒。若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特區政府要作出大幅度的改變。
回歸以前，港英政府通過承諾換地等形式拿到土地資源後進行發展，雖然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但也有些成效。一是通過木屋安置舊樓的居民，從而進行大規模舊區重建；二是開發大型新市鎮，提供基建交通設施，將大量居民遷入新界，同時發展市鎮建立工業區，提供就業機會；三是使用“乙類換地權益書”，重新組合沒有較好利用的土地作總體規劃；四是開山填海。可是回歸之後，這些路子都被堵死了。原有的條例封死了海陸的使用變更，且不談在破壞性的議會制度下無法立法，特區政府官員亦不主張大變，只希望在原來的框架之下增加一點用地來暫時解決土地的使用問題。
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掌控土地的開發和利用，確保市民“居者有其屋”或只需支付可以承擔得起的租金，嚴重扭曲的級差地租便會消失。因此，特區政府如何收回土地開發、規劃和發展權，才是關鍵所在。
中評社記者：有學者認為香港可以實行“新居屋計劃”，以公營房屋保證居住需要，以私人住宅滿足投資需求，從而形成兩個不同市場。對此您是否認同？
劉佩瓊：居者有其屋，是人民最基本的願望。住在公屋的市民都覺得房子不是自己的，不會去把它打理得很好，但居屋是自己的資產，就會比較注意保養和管理。所以，居屋是穩定社會的要素之一，能讓市民覺得自己心里有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