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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劉佩瓊：我認為，這個時期的數據只能反映這段時間的情況。自去年疫情以來，香港很多經濟活動都停了下來，部分市民手停口停，只能靠政府的資助生活。直到這幾個月，經濟活動才開始逐步恢復。而且我注意到，從去年年底開始，香港飲食業、零售業的網上交易量迅速增加，快遞業也活躍發展起來，甚至出現了許多新的工種。可以說，香港已經開始逐步適應在這種新常態下去維持經濟活動，體現出比較變通的思維，也改變了很多貧困人口的情況。我們看到，有一些市民會自己去尋找出路，比如轉業。我身邊就有很多成功轉業的例子。我是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董會主席和校監，因疫情的出現，學校開設了很多新的課程為市民提供培訓。很多人失業後，就可以通過培訓課程轉業到缺少人手的行業，比如保安、快遞等等。疫情一開始的確給香港經濟民生帶來了很大衝擊，但並沒有將整個社會完全打倒。雖然存在一些生活比較貧窮的市民，但並不能算作是絕對的貧窮。
在我看來，內地有很多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值得香港去參考借鑒，其中就包括扶貧脫貧工作。香港要改變過去只有提供分散福利援助的方式，將市民貧窮的“根”消除。首先就是要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消除經濟地租造成財富再分配及高度集中的效果，通過特區政府供應取代發展商主導房地產業發展，香港才能恢復營商活力和市場效率，從而煥發出新的生機。
中評社記者：香港住房問題長期難解，對此您怎麼看？您對破解這一難題有何具體建議？
劉佩瓊：住房問題是香港最基本的深層次問題，其主要根源是土地配置問題，而土地問題的根源則是特區政府。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做過調查，香港新界地區在六七十年代曾發展過農業，但從六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改變，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英國缺乏工人，許多新界居民放棄耕作移民到英國；另一方面是工業化帶來的輕工業發展，應歐美市場需要，香港大力發展觀塘、荃灣等工廠區，對工人的需求量也不斷上升，不少新界居民去工廠工作。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資源配置也應該隨之轉型，但特區政府並沒有主動運用權力去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