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原意是工農士兵的代表，但是1918年內戰爆發，蘇維埃政權面臨多國的武裝干涉與國內反革命勢力的猛烈反抗，實施軍事共產主義，以餘量徵集制的名義，在農村強迫農民交出糧食。俄羅斯的士兵與工人本來都來自農村，農村民不聊生，烏克蘭發生大饑荒，導致工人和士兵對蘇維埃政權的強烈不滿。聖彼得堡喀朗施塔德水兵嘩變，成為十月革命後首次士兵的大規模叛變，大量農民流入城市或參加了白軍，城市商品供應短缺，居民生活困頓。聯共（布）的領導人面對革命剛剛勝利就產生的嚴重危機，不能不反思政策的最大失誤，如果城鄉皆民不聊生，這樣的革命還能持續多久？
列寧最早提出改變軍事共產主義，至少是部分的改變。布爾什維克多數領導人支持列寧，其中布哈林不僅是堅定的支持者，還從理論上對於停止軍事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作出重大貢獻，可說是新經濟政策第一人。1921年5月聯共（布）十大通過《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決定從商業、工業、農業等多方面實行改革，允許私人企業發展，改糧食徵集制為糧食稅，在土地國有的前提下，農民可以自行決定如何種植以及僱傭勞動。
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蘇聯的農業、商業和工業很快得以恢復和發展，國際環境也隨之好轉，西方國家開始與布爾什維克政府接觸並且開始建交。
布哈林對軍事共產主義有比較清醒的反省，認為這是“幼年時期的幻想”。在1922年布哈林在《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是共產主義陣營中首次提出這種理論。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中共十三大使用了這個觀點。
布哈林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培育市場機制和市場，他在1925年的一個報告中提出；
“應當對全體農民說，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纍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不是有明顯的布哈林的影響呢？
鄧小平在孫中山大學學習期間，曾經聆聽布哈林到學校演講，雖然現在已經無法找到的是布哈林演講的內容，但是可以推測與當時正在執行並且見效的新經濟政策有關。
1925年鄧小平來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剛去世，聯共（布）高層的鬥爭還沒有開始，莫斯科早已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市場供應比較充足，各種咖啡館餐廳商店舞廳顧客盈門，文化藝術繁榮。鄧小平等中國青年來到學校，就領到了大衣、西裝乃至於睡衣、皮鞋等生活用品，學校的飲食供應充足，也常有中式菜餚。鄧小平在學校的生活，比在法國優越，無需體力勞動，衹要認真學習。共產國際為這些來自東方的青年革命者提供的生活保障，優於當時一般蘇聯民眾，但也不是完全脫離當時的實際水平。除了在校的學習生活之外，鄧小平也有機會和同學一起外出旅遊（列寧格勒），夏令營療養，觀賞芭蕾舞、歌劇等等，這都是鄧小平在巴黎無法獲得的精神生活。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2011）和潘佐夫、梁思文合著的《鄧小平革命人生》（2016）都簡略提到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莫斯科歲月對鄧小平的影響。
鄧小平曾經指出：“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人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1873-1926）也是新經濟政策的重要推動和執行者。他因為創辦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克格勃前身）被視為“紅色恐怖之父”，但其實這些革命家的政治性格都很複雜，不能簡單化和妖魔化。
斯大林則一直堅持軍事共產主義是正確的，在列寧1925年去世後的接班人權力鬥爭中，斯大林最終獲勝，他雖然沒有完全取消新經濟政策，但是在30年代開始以用暴力推行集體農莊運動，利用西方經濟大蕭條的資金和技術，成功地實施了蘇聯的工業化。斯大林也排擠和清洗了多名高層領導人，包括布哈林，布哈林最終被定罪，1938年被秘密處死。布哈林的名字從此在蘇聯成為禁忌，布哈林的遺言是由他的夫人背誦下來而得以傳世的，他說：“我請求新的、年輕的和誠實的一代黨的領導人，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這封信，宣佈我無罪和恢復我的黨籍。”這一要求在1988年得以實現。他在遺言的最後說：“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時所高舉的旗幟上，也灑有我的一滴鮮血。”
鄧小平和其他中共高層一樣，長期不提布哈林。毛澤東雖然與斯大林不和，然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卻與斯大林高度一致，包括排斥布哈林理論，毛本人也曾經批評過布哈林，將布哈林視為蘇聯修正主義的先驅。布哈林的名字和理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重見天日，中國學者研究布哈林理論的專著也開始出現。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鄧小平於1952年成為國務院副總理，1955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2月鄧小平作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蘇共二十大，這是他在30年後重返莫斯科，此時他已是中共高層，在莫斯科沒有私人活動。而蘇共二十大是蘇共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否定斯大林。毛澤東對此非常憤怒，鄧小平本人對此的看法，至少在公開的層面，不可能與毛澤東不同。此後在1957、1960、1963年鄧小平又三次出訪蘇聯，參與與蘇共中央的交涉，中共蘇共、中國蘇聯關係全面破裂。鄧小平這幾次蘇聯之行，對蘇聯的建設成就與計劃經濟的弊端有什麼看法，沒有記載。他奉命主持撰寫中共與蘇共論戰的“九評”，全面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蘇共的修正主義有布哈林的一些理論成分，但是當時蘇共仍將布哈林作為異己分子看待，中共對蘇共的批判，現在看來也與“幼年時期的幻想”分不開，很難說是鄧小平本人的思想，但他肯定也受毛澤東的影響。鄧小平晚年說起當年與蘇共的爭論，對雙方採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認為雙方都有錯。
三、從白貓黑貓論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六十年代初中國在經歷了大饑荒之後，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對自己在大躍進的決策稍有反思。鄧小平提出白貓黑貓論，是新經濟政策的一種表達。
文革期間，從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鄧小平在江西南昌的南昌步校軟禁三年半，期間有大量思考，無論是對體制的反思，還是今後是否推行改革、如何改革，但沒有留下文字。
鄧小平不是唯一主張改革開放的中共領導人，與他同時代的中共元老大都在不同程度同意改革開放，但鄧小平推動最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的建設並沒有停頓，然而是在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情況下“自力更生”，而外部世界特別是中國周邊的日本和四小龍經濟起飛，與中國形成鮮明對照，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即對此有所認識。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原來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已經走入窮途末路，這就是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倒台之後，鄧小平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呼籲聲中復出的時代背景。
鄧小平在文革中一度受毛的委派，主持國務院與中央軍委，他的“整頓為綱”與毛的“階級鬥爭為綱”水火不相容，必然被罷官。1973年鄧小平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乘飛機經巴黎前往紐約，這是他時隔近40年之後第一次重返法蘭西，儘管衹是路過巴黎，這也是他第一次踏上美利堅的土地。雖然不是出訪，但是在巴黎和紐約的見聞，還是對鄧小平的思維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使他深入思考中國發展的道路以及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
文革後復出的鄧小平，實際上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中國必須擺脫原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中國在建國初期實行的供給制，來源於蘇聯早期的軍事共產主義。中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與蘇聯的烏克蘭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大饑荒，如出一轍。蘇聯依靠列寧、布哈林的新經濟政策，推動了當時蘇聯的改革開放，其成果，鄧小平在莫斯科親眼目睹，與布哈林的理論一樣，一直在鄧小平的思想深處有著備份。上世紀七零年代末，鄧小平開始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就成為鄧小平重要的思想資源。
在所謂共產陣營中，南斯拉夫、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都出現過改革思潮。這種改革思潮首先是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反抗，是政治意義的改革，但在蘇聯主導下的這一陣營，其他小國不可能改革成功。衹有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先是在毛澤東時代脫離了蘇聯陣營，後在鄧小平時代又完全告別了蘇聯式的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理論到實踐都超過了布哈林，這是必然的進步，畢竟布哈林的思想產生於上世紀初，而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已經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了。
布哈林冤死獄中，鄧小平則壽終正寢，兩人的命運似乎也折射了這兩個國家的命運。布哈林未能繼續推動蘇聯的改革，鄧小平則拯救了中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