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被區域經濟合作排斥在外，蕭條將難以擺脫。 |
中評社╱題：台灣游離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及其影響 作者：鄧利娟（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劉樂（北京），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戰略與投資研究主管、經濟學博士
剛剛簽署的RCEP無疑將進一步加劇台灣經濟的邊緣化。台灣與RCEP15個成員國的貿易量與投資額分別占台灣對外貿易與投資總額的59%與65%，經貿關係十分密切，隨著RCEP生效，RCEP成員國之間關稅大幅下降，勢必排擠台灣對區內的出口，而台灣相關產業特別是部分傳統產業也會受到嚴重衝擊，台灣經濟前景令人堪憂。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快速發展，在多數國家及地區積極主動參與區域經濟合作並從中分享更多利益之際，台灣卻因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整體上游離於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大潮流之外。台灣經濟因此面臨日益嚴峻的邊緣化危機，經濟轉型發展更失去了有力的引擎。2020年11月，《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這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大里程碑，也無疑將使置身其外的台灣陷於更深的經濟邊緣化窘境。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台灣
（一）台灣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趨勢。21世紀以來由於WTO多邊貿易體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多邊貿易談判所遭遇的挫折，更刺激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快發展，使之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一股新浪潮。據WTO統計，截至2013年7月，全球共簽訂575個區域貿易協定，其中379個已生效。由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內自由貿易，對外保護貿易”的根本特徵，快速發展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給參與其中的國家和地區帶來了經濟增長和福利提高機會的同時，也給孤懸其外的國家及地區帶來不利的衝擊。
對台灣而言，其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除具有普遍性重要意義外，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就是台灣為海島型經濟，外部需求長期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通暢的對外貿易與投資關係是其經濟命脈。台灣當局經濟部門官員曾歸納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有：⑴排除貿易障礙，擴大出口，外銷全球；⑵強化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之競爭優勢；⑶促進台灣經貿體制改革與國際接軌；⑷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提升國際地位；⑸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商來台投資；⑹促進產業在台深耕，創造就業機會。①儘管如此，現實中台灣推動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卻面臨重重障礙。
（二）台灣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資格問題
從區域經濟一體化概念的內涵來看，是同一地區的兩個以上國家逐步讓渡部分甚至全部經濟主權，採取共同的經濟政策並形成排他性的經濟集團的過程。這裡凸顯出主權國家的談判功能。而台灣作為非主權國家的一個經濟體，要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首先就面臨了有無資格參與問題或者參與的身份問題。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基本原則之下，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不能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因此，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在根本上是個政治問題，而非簡單的經濟問題。基於這一政治現實，台灣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途徑應是經由海峽兩岸協商解決，或是將兩岸經濟一體化作為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便捷通道。
（三）台灣當局對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矛盾立場
對於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台灣當局是無法忽視的，歷屆執政當局均大力宣揚要積極推動，但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使得他們對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動機十分複雜，在經濟方面，台灣希望通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避免經濟邊緣化危機與經濟的衰落；而在政治方面，台灣則希望通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與有關國家及地區簽署FTA等，達到拓展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目標。②當其強化政治動機時，就必然衝撞“一個中國”原則，使其因失去參與資格及身份而被排除在區域經濟整合之外。特別是在主張“台獨”分離路線的民進黨執政時期，台灣當局自身更成為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障礙。一方面，因民進黨當局堅持“台獨”立場必然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加劇，台灣無法通過海峽兩岸協商解決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另一方面，出於謀求“台獨”政治目標的需要，台灣當局懼怕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利於兩岸統一的實現，因而儘量採取限制兩岸經貿關係的政策，台灣也因此失去了經由兩岸經濟一體化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便捷通道。
事實上，進入21世紀後，作為小型海島經濟體的台灣面對規模大、發展快的大陸經濟體，推進兩岸經濟一體化對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大陸巨大的經濟體量和較快的增長速度對全球經濟尤其是亞太地區經濟具有明顯的影響力，因此台灣與大陸的經濟一體化和台灣與同體量經濟體整合相比，獲得的利益明顯更大，而游離其外，受到的損失也更大。
其次，由於貿易創造效應的存在，台灣與大陸經濟整合後必將改變台灣的產業結構，從而產生投資創造效應，為台灣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吸納投資從而促進有效經濟增長創造條件。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產業結構問題日益突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長期為負值，因此這種結構面的效應對台灣來說是特別的需要。而如果台灣游離於這種整合之外，不但享受不到貿易創造和投資創造的優勢，還會同時遭受由於貿易轉移和投資轉移效應將本來參與台灣經濟的貿易和投資轉入大陸的雙重影響，對台灣經濟造成更大打擊。
第三，大陸擁有廣闊的市場和層次明顯的地區經濟差異。這一特點使得台灣和大陸的經濟整合將遠超出於貿易和投資層面。台灣的中小企業由於規模和市場不足，長期得不到充分的成長，衹能以大量中小企業的形式存在於台灣本土或以遷移的方式追逐廉價勞動力游走於東南亞各國家和地區。若能與大陸有效整合，便能以較低的成本給台灣的企業提供充足的市場為其培養規模。當企業成長到足夠規模時，轉型升級而非簡單的轉移就成為其唯一可選擇的道路，從而迫使台灣企業主動升級而非停留在簡單的代工層面，同樣具有規模之後的企業也才能具備足夠的能力投入研發實現升級。而所有這些都是台灣經濟轉型發展所必須的。
二、台灣游離於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
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經濟重心東移，亞太已成為全球經濟最富有活力的地區，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也開始大幅加速。儘管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於台灣經濟有著種種益處和必要性，但是由於存在上述種種障礙，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兩岸經濟一體化進展卻十分緩慢，呈現出游離於大潮流之外的狀態。
（一）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加快發展及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日益活躍的背景下，亞太地區各國加快尋求經濟合作的步伐。1989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正式成立。經過多年的努力，APEC逐步形成一套較為完善的組織體系與運作機制，對推動亞太地區多邊貿易談判起到重要作用。但與其他區域經濟整合不同的是，APEC是一個論壇性質的國際經濟組織，運作機制是以磋商代替談判，以論壇承諾代替法律協定，具有高度開放性、非強制性、經濟合作的靈活性的特點，制度性約束不足，無法滿足各經濟體更緊密的制度一體化需求。進入21世紀以來，加上WTO杜哈回合談判舉步維艱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示範效應，亞太地區經濟體轉而求諸於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其他戰略目標，並得到APEC的支持。
截至2013年1月，APEC成員共成立39個自由貿易區。如果將東盟所有成員以及包括印度、中國香港和澳門在內的國家和地區計算在內，則亞太地區（包括APEC成員和東亞經濟體）共成立了51個自由貿易區。其中，雙邊自由貿易區43個，多邊自由貿易區8個。而雙邊自由貿易區又以東亞成員為主，共23個；東亞成員和其他地區成員組成的共15個，由其他成員相互組成的雙邊自由貿易區則衹有5個，反映出東亞地區在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中的活力。除自由貿易區外，截至2013年1月，APEC成員作為獨立關稅體共簽訂區域貿易協定（RTA）232個，經濟一體化協定（EIA）152個。而RTA中140個是東亞與APEC成員內部簽訂的，占總數的60%。③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得到了迅猛的發展。
在整體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之下，亞太地區內各次區域④經濟一體化合作表現出相當的活力。典型的如東盟六國在2007年底即已實現了《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總項目清單（IL）中60%商品的零關稅，而超過99%的商品關稅則已降到5%以下，平均關稅水平降至2%。而四個新成員國則有81%的IL商品實現關稅5%以下。⑤北美自由貿易區除有計劃地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外，還對取消投資保障、跨境金融服務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做出更深入的合作方面的規定。
除兩個制度化的一體化組織外，各類雙邊和多邊協定也在亞太地區展現重要作用。東亞地區三個“10+1”經濟合作，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以及東盟與中日韓三國的“10+3”合作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進展。韓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主要致力於關稅減免方面。根據相關協定，2010年雙方取消90%產品關稅，到2015年實現全面零關稅。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通過一系列協定逐步推動中國和東盟10國之間的貨物貿易自由化、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並不斷推動經濟技術合作。而日本除和東盟整體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外還與東盟各成員國如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以及印尼等達成雙邊貿易協定，分別實行不同的更進一步的自由化。中日韓三國以及“10+3”合作由於各國之間政治、經濟體制多樣性，文化宗教差異大以及相關歷史問題導致各國互信度相對較低，從而進展較為緩慢，不過仍然在貿易投資經濟技術合作等領域有所突破，反映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整體趨勢。
除此之外，在亞太地區內，其他類型的FTA/RTA，如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美國-韓國自由貿易協定、日本-墨西哥經濟夥伴協定以及韓國-新加坡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都為相關參與國家和地區帶來了一定的經濟利益。
在亞太地區整體上，關於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2017年初美國宣佈退出後，當年11月在日本運作下除美國外的TPP的11國簽署了《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議》（CPTPP）。此外，舉世矚目的是，經過東盟10國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8年的艱苦努力，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簽署，一個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東亞自貿區正式啟動，這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大里程碑。
總而言之，在WTO全球化談判受阻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日漸活躍的全球經濟背景之下，亞太地區已經全面進入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新時期。
（二）台灣在亞太經濟整合中被邊緣化
隨著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迅猛發展，台灣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其成效遠遠落後於東亞乃至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
1.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
台灣參與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大致起步於20世紀90年代初參與APEC。1991年10月，中國同APEC就大陸、台灣和香港三方加入APEC問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明確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台灣和香港作為地區經濟體，分別以“中國台北”和“香港”(1997年後改為“中國香港”)的名稱加入。台灣衹能派出與APEC有關的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出席部長會議。由於台灣所能參與的層級較低，而APEC本身又是個高度開放、較鬆散型的機制，台灣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大，對台灣的影響也有限。
2000年堅持“台獨”立場的民進黨上台執政，為了消減大陸對台灣產業及資金日益增大的“磁吸”作用，大力推進所謂“全球佈局戰略”，並重點拓展有所謂“邦交”關係的中南美洲國家的經貿關係。2003年8月，與巴拿馬簽訂了台灣首個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後又與危地馬拉、尼加拉瓜分別簽署FTA。2007年5月再與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共同簽署一個FTA，合計與中美洲5國簽署了4個FTA。台灣與這些國家簽署FTA，主要是出於政治上需要，並非基於經濟利益需要。這些國家人口少、經濟規模小，其占台灣全球出口總額比重僅達0.19%，對台灣的經濟意義微乎其微。
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後，由於兩岸有了“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出現積極發展態勢，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加快發展。在實現兩岸全面“三通”之後，2010年6月台灣與大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雙方經過2年多的協商後，於2013年6月正式簽署。2013年7月和11月台灣又分別與新西蘭、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此外，2012年台灣還與日本簽訂雙邊投資協定和機電產品以及電子商務的互相承認協定。這一時期，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確實有實質性進展。然而，台灣不僅仍遠遠落後於區域經濟整合大潮流，隨後甚至還出現倒退趨勢。在民進黨大肆操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台灣社會對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阻力仍然較大，對大陸仍保持高度的保護主義心態，2014年3月台灣爆發“反服貿”學生運動，《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因此擱置在台灣立法機構而無法實施，其他包括“兩岸貨物貿易協定”等在內的ECFA後續協商也因此停止。2016年5月民進黨重新上台執政後，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更是障礙重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