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文化因素的約束性。美國民眾多數信仰宗教，對死亡的認知與中國人有很大區別。美國已經確診82.6萬，死亡人數超4.5萬。也許有人會以為美國人民應該已經是水深火熱、民怨沸騰了，實際情況卻是：有指責政府抗疫不力的，也有很多人不滿政府的抗疫政策“過度”，傷害了民眾的自由權。這種“美國人心真大”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們的宗教信仰。至少從18世紀初的洛克開始，自由權在西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世俗法則賦予的自然權利，受到上帝意願的保障。這樣一來，宗教信仰就在兩個方面影響著人們在抗疫中的表現：一是，宗教信仰使得很多人並不把生命權視為個人的專屬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自然力量賦予的。在失去的時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超自然力量收回的，並不完全受世俗法則和個人意志的支配。二是，人的自由是自然權利，不是世俗法則賦予的，也不應該受到世俗法則的踐踏。這樣一來，不少美國人就表現得既不怕死，也不喜歡政府的管控措施。這讓美國抗疫部門，從聯邦到地方，從總統到州長，都比較頭痛。
不僅是美國，很多國家抗疫政策的選擇，背後往往都有很多決策者左右不了的因素。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但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都將以自己的方式從疫情中解脫出來。抗疫雖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但各國也有自己的應對方法和模式，不存在統一的標準。但是，在共同威脅面前，人類是選擇合作與協調，還是選擇對抗與摩擦，對於人類的共同未來，還是非常有影響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