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0日電／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本質是自然災難直接導致以社交接觸為基礎的經濟社會活動進入休克狀態。“大封鎖”（Great Lockdown）究竟對實體經濟的衝擊有多大？雖然國家統計局早些時候公布的一、二月份數據和美國進入社交隔離之後不斷惡化的就業數據，讓市場普遍相信全球經濟可能面臨1929年大蕭條後最大的衰退，程度遠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但是，市場還是希望能透過中國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獲得一個相對準確的評估。可以這樣講，全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透過中國第一季度數據來尋找問題的答案。
一季度數據驗證了人們對疫情經濟影響本質的認識
4月17日，統計局數據出台。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6.8%，雖遠超2003年非典時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經濟下行的程度，但符合甚至超過人們對可能出現的經濟緊縮程度的預期（市場人士普遍預測GDP降幅可能達到10個百分點）。不確定性部分消除，上證指數和恒生指數小幅上漲。因為中國在應對疫情和重啟經濟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面，領先大約一個半月至兩個月，中國的數據對正確理解實體經濟在總量與結構方面所受衝擊、經濟逐漸重啟後復甦的進程狀況、以及宏觀政策力度和施力側重都有重大意義。
GDP同比下降6.8%證實了我們業已形成的對疫情影響本質的認識——與大蕭條和2008年的大衰退不同，新冠疫情不是經濟或是金融體系因為各種結構性問題內生出來的危機，它是一個波及全球的自然災難，直接衝擊實體經濟，造成經濟社會巨大的損失。針對疫情的經濟政策更準確叫法是經濟復甦方案，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恢復”而不是“刺激”。
數據顯示疫情對消費、就業、中小微企業衝擊最大
疫情衝擊實體經濟，直接帶來企業現金流的大幅下滑，導致企業、家庭和政府資產負債表大幅惡化。疫情的影響對中小微企業尤其為甚，最終累及消費和就業。第一季度，在規模以上企業中，國有企業增加值同比下降6.0%，但私營企業下降幅度為11.3%，規模以上企業受創尚且如此之重，中小微企業受衝擊程度可想而知；消費方面，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9.0%，普遍預期的消費反彈沒有出現。截至第一季度末，我國居民儲蓄達87.8萬億，而且今年第一季度居民新增儲蓄明顯高於去年同期，顯然，疫情造成的居民收入下降對消費的影響尚未顯現。第一季度消費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還在於社交隔離的影響和不確定性帶來的消費信心不足；此外，第一季度城鎮調查失業率5.9%，雖比二月份下降0.3個百分點，但這個數字沒有考慮大量尚未返工的農民工和復工之後因各種原因無法復產的隱性失業，就業壓力前所未有。第一季度數據已經非常明確——這一輪宏觀政策的施力重點必須放在穩定就業、穩定消費以及支持中小微企業方面。
疫後經濟復甦面臨不確定性
3月份中國經濟社會運行數據開始恢復，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1%，降幅較1-2月份收窄12.4個百分點，環比增長32.13%，但這部分原因是1-2月份基數太低。在一個全球高度互通互聯的大背景下，我們疫後經濟復甦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外需情況和全球供應鏈的整體運營情況。現在歐美疫情仍然十分嚴峻，其他主要經濟體像印度和巴西以及非洲各國仍然在爆發早期。如果說全球範圍內的經濟社會活動停頓一段時間，而時間的長短完全取決於疫情控制的形勢，中國很難獨善其身，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11.4%即為明證。雖然全球產業鏈重組或是搬離中國短期內不會發生，但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高（出口裡面國外成分加上中間品占總出口62%）、上游程度低（即，依賴國外中間品進口），總體上仍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下游位置。如果全球經濟陷入大衰退（IMF4月14日報告估測全球經濟全年增長為-3%），勢必影響到我國經濟疫後復甦的節奏和效果；此外，我們目前對新冠疫情何時結束尚無法做出評估，今年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將不得不面臨防範疫情和復甦經濟的艱難平衡。基於第一季度特別是3月份的數據分析可以初步判定，如果沒有更大力度，施力精准的宏觀政策組合的迅速出台，二季度經濟反彈大概率不會發生。
需要明確宏觀政策出發點是復甦與重建，而非刺激
如第一季度數據所示，新冠病毒疫情本質是自然災害，我們不能用傳統思維低估疫情在被徹底控制之前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消費和就業）的衝擊。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盡早出台力度更大的經濟復甦政策組合。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明確宏觀政策出發點應該是減輕傷害，為疫後經濟復甦保留基礎。所有的宏觀經濟政策，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無法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我們此時需要的是經濟復甦政策，而非刺激政策。不應該再去糾結具體的經濟增長目標，而是把政策的施力點放到受疫情直接衝擊的領域。短期，以恢復和重建為政策目標；從中、長期考慮，毫不猶豫推出滯延已久的結構性改革舉措——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只有靠更徹底的改革開放才能解決。
需要力度更大的經濟復甦與重建方案
疫情爆發後，我們已經出台一系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控制疫情在更大範圍擴散，穩住經濟和社會在非正常時期的正常運轉。但這些政策相較於疫後經濟復甦和重建這個目標，規模偏小、力度偏弱、不太聚焦、而且顯得碎片化。這一方面與我們對疫情衝擊的判斷有個逐漸認知過程有關，另一方面，在嚴控疫情和恢復經濟之間構建平衡確實是中國經濟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宏觀政策的拿捏有度需要不斷進行動態調整。
疫情在歐美迅速擴散之後，世界幾個主要經濟體如美、德、日等已經出台了規模相當於GDP10-25%的經濟復甦和重建方案。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衝擊的程度不亞於對美國等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衝擊，雖然中國經濟有很強的韌性，反映在迅速控制疫情、擁有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例，美國居民儲蓄率為7%，而我們接近30%）、宏觀政策空間充足、率先重啟經濟等方面，但是正如第一季度經濟數據所顯示，新冠疫情對經濟的衝擊百年一遇，我們確實到了一個出台力度更大的經濟復甦和重建方案的時候；而且這一次宏觀政策組合應該直接針對實體經濟受衝擊最大的領域——中小微企業、消費以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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