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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分歧表現及其原因探析
http://www.crntt.hk   2021-08-29 00:12:51
時隔52年後美日在領導人聯合聲明中再次提及台灣,引發各界熱議。
  中評社╱題: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分歧表現及其原因探析 作者:黃繼朝(深圳),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博士

  【摘要】對美國而言,干涉台灣問題主要考慮三點動機或目標,即“以台制華”戰略需求、經濟文化利益以及聯盟義務。就優先性而言,美國干涉台灣問題首要考慮的是“以台制華”戰略需求,其次關注獲取經濟文化利益,最後才是聯盟義務的考量。而就日本來說,確保自身安全、經濟文化利益以及“以台制華”戰略需求,是日本介入台海最主要的三點動機考量。

  2021年4月16日,時隔52年後美日在領導人聯合聲明中再次提及台灣,引發各界熱議。該聲明不僅顯示美日安全同盟對台海關切的提升,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日在干涉台灣問題上“戰略共識”的凝聚,乃至一度引發美日聯手防衛台灣的討論。誠然,鑒於美日同盟架構的存在,美日對於台灣內部選舉、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美日安保涉台等議題常常保持一致的看法與行動。不過,也應該認識到,美日在干涉台灣問題上亦存在不容忽視的分歧面向,二者在涉台聚焦點、涉台行動策略上都具有一定的區別。究其緣由,根本上在於美日涉台利益動機的分歧,具體而言涉及權力地位、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在冷戰兩極對抗格局下,基於共同的“反共”需求,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分歧尚不十分突出,冷戰結束後,可以看到美日涉台分歧的微妙表現愈來愈顯著,也日益對台海產生複雜影響,因此值得展開專門探討。

  一、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聚焦面向不同

  首先,美國干涉台灣問題更加側重於關注台灣的“戰略外交”意義。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僅仍看重台灣在美國亞太或印太戰略定位中的角色作用,更是將台灣視為對華戰略外交的重要“支點”,積極打“台灣牌”,著力推行“以台制華”方針。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台灣的對華戰略牽制作用,美國尤其注重從政治“外交”、安全等領域干涉台灣問題,熱衷於操弄美台之間的政治“外交”與安全關係。1978年美台“斷交”之後,美國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等一系列國內涉台法案從政治上確立了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基本態勢。此外,對台軍售、美台高層互訪、支持台灣擴展國際空間等“外交”安全議題,也一直是美國介入台海事務的主要操作內容。僅2016年以來,美國政府就先後批准了11次對台軍售,總金額約180億美元,美對台軍售逐漸走向“常態化”趨勢。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簽准了由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與台灣交往法”,旨在解禁美台高層交流。2020年3月,特朗普又簽署了“台北法案”,意在將維護台灣“外交”空間納入美國國內法。

  其次,與美國相比,日本在介入台灣問題上明顯更聚焦於與台灣的經濟、文化關係。“斷交”以來,日本整體上確保日台關係處於“七二體制”框架內,盡力管控與台灣在“外交”、安全等高階政治領域的交往內容。冷戰結束後,儘管日本有意提升介入台海的力度,通過“打擦邊球”模式時而在涉台政治安全議題上配合美國搞些小動作,但其介入尺度仍相當謹慎克制,介入方式也異常隱蔽,相較美國有明顯差別。與美國先後出台“與台灣關係法”、“與台灣交往法”、“台北法案”等性質惡劣的涉台法案相比,日本在這方面則低調許多。雖然日本國會“台灣幫”與台灣“親日派”頻繁鼓動日本版“與台灣關係法”,但歷屆日本政府對此始終持保留態度,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也始終未有實質進展。2021年4月16日,儘管日本配合美國通過首腦聯合聲明時隔52年首次以書面形式關切台灣問題,但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回國接受眾議院咨詢時也強調,聯合聲明雖然提及台灣,但日本“完全沒有軍事參與的預設”①。而日台間的高層交往也多是以民間或私人等非政治形式低調進行的,與美國相比收斂許多。

  二、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分歧原因

  關於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分歧表現,根源在於美日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差別的核心利益動機。對美國而言,主要考慮三點動機或目標,即“以台制華”戰略需求、經濟文化利益以及聯盟義務。就優先性而言,美國干涉台灣問題首要考慮的是“以台制華”戰略需求,其次關注獲取經濟文化利益,最後才是聯盟義務的考量。而就日本來說,確保自身安全、經濟文化利益以及“以台制華”戰略需求是日本介入台海最主要的三點動機考量。其中同樣存在優先性的區別,不過與美國側重“以台制華”的戰略需求不同,日本首要考慮的是確保自身安全,其次是經濟文化利益,最後才是“以台制華”戰略需求。

  進一步來看,美日涉台利益動機差異還可以從權力地位、歷史文化、地緣政治三方面來展開分析。

  (一)美日在台海結構中的權力地位存在本質區別

  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解決台灣問題最終還是要靠中國自身,但同時也不能忽視美國在台海結構中的權力地位。美國不僅是造成台灣問題產生的直接因素,也是迄今為止台灣問題最主要的外部干涉力量。同時,美國自身的超級大國實力及其在東亞的長期戰略佈局,使得其在干涉台灣問題、操弄“以台制華”策略上更有餘力與空間,在涉台政治安全議題上也更加“大膽放肆”。相比之下,日本在台海結構中的權力地位則相對有限。日本自身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限制,加之冷戰結束後才開始主動介入台海,使得其在台灣問題上有諸多“忌憚”,不敢觸碰一些高階敏感政治領域。另外,冷戰結束以來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中美相對權力與中日相對權力都發生一定轉變。面對中國的趕超態勢,長期奉行霸權主義思維的美國具有限制中國權力地位增長的強烈企圖,因而也會產生強烈的“以台制華”戰略需求。與之相比,能力不足且深度依賴中國崛起的日本其制衡中國的意圖與決心則沒那麼堅決,這也導致日本的“以台制華”戰略需求相對比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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