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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建構主題的關鍵詞頻數分布（頻數>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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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不同主題的新聞報導變化 |
三、香港“一國兩制”話語的主題建構
在對香港“一國兩制”發展階段與關鍵節點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對《人民日報》涉港新聞報道詞頻進行萃取分析，以論證“一國兩制”官方話語體系的變化特點，研究發現香港“一國兩制”的官方話語建構出了五個主題，分別是主權與統一、民主與法制、發展與融入、安全與穩定、特色與優勢，其關鍵詞和代表文本見表1。
［圖1：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建構主題的關鍵詞頻數分布（頻數＞10）］
具體來說，在“主權與統一”主題下，《人民日報》的報道聚焦於香港回歸祖國的重要性，強調“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核心地位。這一主題凸顯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報道中反復提到，香港自回歸以來，已經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成為直轄於中央的行政區域，保留了高度自治權。通過強調主權和統一，增強全國人民的國家認同感，同時再次宣示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主權和治理責任，維護國家的核心和整體利益。“民主與法制”主題對“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法律和制度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報道強調了香港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法律基礎的重要性，并介紹了全國人大和香港立法會在香港法治建設中的作用。從制定和實施《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到對選舉制度的不斷完善，報道顯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在維持法治秩序和民主制度方面做出的努力。通過健全的法制體系保證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同時增強法律和制度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保障作用，使得香港的民主和法治建設能够在國家框架內有序進行。“發展與融入”主題則突出了香港在回歸後的經濟政策逐漸與內地經濟發展戰略對接，特別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香港找準了“國家所需”“港澳所長”的交匯點，通過創新和合作實現更好的發展。CEPA和各種經濟合作項目使得香港資金融通、市場建設和產業對接更加順暢。中央鼓勵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扮演重要角色，通過融入國家經濟體系，藉助國家政策和資源實現經濟騰飛，從而增強香港和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在“安全與穩定”主題中，《人民日報》重點報道了包括“占中”事件、“反修例”風波在內的社會動蕩事件，并強調了中央與特區政府在維護社會穩定和防範外部勢力干預方面的措施。通過報道，公衆認識到國家安全法實施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不僅是維護國家整體安全的需求，也是為了保障香港居民的安居樂業。該主題意在強調，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發展、秩序的恢復有助於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是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的重要措施，打擊任何破壞香港與國家利益的行為。“特色與優勢”主題展示了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在全球金融市場、信息流通和貿易聯通方面的獨特地位。《人民日報》報道了香港如何發揮“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保持普通法地區的法律體系，維持國際和多元化的營商環境，以及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這些優勢使香港成為全球資金、人才和信息的匯聚地，使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得以彰顯。這一主題說明，通過突出香港的國際化特色和獨特優勢，鞏固其在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使得香港對中國更廣泛的經濟和外交戰略發揮積極作用，繼續作為中外融通的重要樞紐。
從歷時角度看，官方話語前期突出高度自治權，重視對“一國兩制”中“兩制”的闡釋，意圖充分激發“兩制紅利”，維持香港自身優勢；中期強調合作發展與制度建設，初現促進市場融通、整合國家資源、加速產業對接的香港與內陸融合發展趨勢；後期則聚焦維護民主人權，反對外部干預，通過加強中央政府管治力度維護“一國”政治實踐（見圖2）。同時，國際社會也積極支持香港融入中國的國家發展，注重實質性的經濟合作和多邊協作，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參與和支持香港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項目，不斷推動香港在全球化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2017年，香港正式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進一步加強了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此外，香港還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深化了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
［圖2：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不同主題的新聞報道變化］
四、香港“一國兩制”的話語建構困境
總體來看，近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持續增強，為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近40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體系的變遷正是中國話語權建構發展的一個例證與縮影。一方面，中國依托經濟實力的持續提升和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廣泛影響，在話語場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通過拓展新聞媒體業務和文化活動交流，中國的國際輿論影響力不斷增強。與此同時，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也具有多層次和複雜性，這揭示出當前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實踐面臨的多維困境。具體來說，一是中國的話語權建設起步較晚、受制於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輿論等客觀因素限制，二是由於中國的話語供給、話語認同、話語分離和話語傳播等內生性問題依舊需要理順。
基於此，本研究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在話語建構上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香港社會身份認知偏差、香港特殊輿論場環境和美西方干預主義漸行等內生性和外源性困境。
1. 歷史溯源：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
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香港島給英國，港英政府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歷史形塑英國殖民者和香港被殖民者在本體論層面的“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這種作為話語的“東方主義”邏輯的根本目的在於剝奪殖民地話語權，使其喪失文化主體性，最終淪為殖民國家的附屬品〔11〕。自開埠以來，港英政府在政治體制、經濟貿易、社交規範等領域藉助文本範式和話語標準重新定義、編碼和生產香港社會文化知識，肢解香港主體意識，重構香港族群與人種結構。例如，自20世紀20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步建立起“英國人-華人精英-普通香港華人”的階層等級歧視權力體系，部分華人社會精英或精英團體被英政府鼓勵召集參與行政決策，形成了“行政吸納政治”〔12〕的港英政府與華人精英共治局面。憑藉政治優勢，以匯豐、太古等英資集團為代表的外資企業規模迅速擴大，逐漸掌握香港經濟命脈。憑藉利好的國際環境和移民華人的資金與經驗，客觀上拉動香港經濟騰飛。港英政府通過建構“中國人”（包括香港的中國人）即野蠻、落後、需要教化的“他者”形象施行“去中國化”政策，間接打造自身民主、進步的“文明引導者”角色。香港成為西方文化邏輯自我指涉的系統，所有中國意象、民族符號和本土叙事的輸入與輸出都要經過“英國標準”的篩選與重組，“小英國人”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後殖民”心理結構將國家、民族與歷史從香港意識形態結構中抽離，加深一些香港人與母國之間的認知隔閡。
2. 身份偏差：香港社會的民主困境
香港回歸既開闢了香港歷史新紀元，又賦予香港社會全新的政治身份和憲政體制。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貫徹了“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原則，但在一些管治精英、管治文化上依舊存在部分港英殖民主義色彩。香港居民不僅可以輕易從表層制度上區分所謂的“香港人”和“中國人”，而且在認知層面依舊被“後殖民”心理架構所裹挾，甚至出現扭曲的“戀殖情結”。加之香港缺乏內生性文化資源支撑，依賴外生性文化資源挪用，導致自身歸屬“本土性”的自主建構能力不足，無力扭轉殖民者英國、“他者”中國和“自我”香港等多重主體間對話的強弱格局，最終導向香港社會形成以“偽主體”意識為特徵的身份偏差，削弱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陷入西式民主困境和“自我書寫”困境。因此，“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治理本質是針對港英政府殖民統治的“去殖民化”，具備香港社會“轉型正義”的性質。
“一國兩制”一度面臨以國民教育推廣失敗為顯象的國家身份認同赤字。以香港青年教育為例，一方面，“黃絲”教師群體宣揚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優於華夏文明的“文明等級論”，甚至煽動青年參與非法“占中”“旺角暴亂”以及“修例風波”等政治激進行動〔13〕；另一方面，培養香港青年博采中西文化之長的優越感，如以“世界公民”取代“國家公民”，認為“繁體字為正統文字”，藉此建立“愛國”“民主”對壘，致使香港青年的自主身份游離於祖國和前宗主國之間，與“一國兩制”處於精神對峙狀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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