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復興旗幟下，同繪新願景，凝聚新共識，優化國家統一動力機制。習總書記指出，“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⑬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質在於實現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主要表徵的高質量發展。因此，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國家統一具象化為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問題，參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實現兩岸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共享民族復興偉大榮光成為具象化的兩岸同胞新願景。兩岸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為兩岸共同繁榮提供了實踐支撑，同時也凝聚出共同參與、合作奮鬥實現共同繁榮的新共識。兩岸新共識的不斷加強，一方面抑制了“台獨”勢力阻撓與破壞兩岸融合發展的衝動，另一方面則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國家統一動力。隨著兩岸融合發展的深化，國家統一動力也相應加強。中國的國家統一過程內化於民族復興進程，立基於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美好生活實踐之上的新共識是國家統一動力的信念基礎與力量之源。
從比較的視角來看，中國的國家統一需要解決幾乎所有國家統一過程中都會遇到的一般性問題，從外部來說是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特別是美國介入；從兩岸關係來說則需要消解政治對立并形成統一共識。以差異性的維度而言，獨立自主的戰略地位是中國國家統一模式選擇的重要前提，兩岸中國人的事衹能由兩岸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反對外部勢力介入台海問題，如此才能保證國家統一最符合兩岸人民與中華民族的利益。同時，中國將中國式現代化與國家統一結合起來，使“發展”成為國家統一事業的重要支點，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實踐出最符合兩岸人民利益的“發展式統一”模式。“發展式統一”并非指“發展”一定能够促成國家統一，而是從過程論的角度陳述國家統一的路徑選擇，即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聚焦於發展，以人民福祉提升與兩岸共同繁榮為起點，建構出“參與→融合→統一”的實施路徑，在兩岸人民共同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過程中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的實現。
三、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的發展式統一模式
中國式現代化是發展問題的中國式表達，是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後推進和拓展出的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導性思維是基於對自身國情和發展能力的評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不斷實現跨越式發展。⑭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全面發展，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變化，更是對台海格局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在兩岸互動和國家統一的實踐中，“發展”成為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關鍵之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我們要保持自身發展勢頭，同時采取正確政策措施做好台灣工作。”⑮中國式現代化為台灣同胞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⑯也提升了祖國大陸為台胞服務的能力，為台胞實現人生價值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又優化了兩岸的互動結構，增強了統一力量掌控兩岸關係主導權的能力。聚焦於“發展”的兩岸關係互動成為國家統一實踐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兩岸社會結構、交往方式以及觀念系統的根本性改變，開闢出了國家統一的理論新進路，使立基於“發展”的國家統一模式樣貌逐漸變得清晰與豐富起來。
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綜合實力提升增強了拒止外部干涉的能力，擴大了發展式統一模式的生長空間。台灣是美國亞太戰略的一顆棋子，是美國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工具。美國的支持是“台獨”勢力底氣所在，依靠美國抗拒統一是“台獨”勢力的終極幻想。2024年賴清德把“就職演說”變成了“台獨自白”的表演，即是試圖利用中美競爭加劇的情勢，向美國表明甘為馬前卒與大陸對抗的強硬姿態，以對美輸誠為名，行“台獨”路綫之實。不過隨著中國力量增強，美國對台政策將會受到越來越大的牽制，美國插手台灣問題要付出的代價將不斷加大。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快速展開使中美關係逐步演變成“博弈式共生關係”。中美雙方既存在著傳統大國和新型大國、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金融型國家和實業型國家三種矛盾，也存在認同全球性秩序、保持國際環境總體安全及保持國際經濟持續發展的合作需求。另一方面，美國對全球事務開始變得有心無力，世界有進入“後美國時代”的跡象，呈現出力量多極化、文明多元化特徵，未來可能出現天下三分甚至多分的情況。⑰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又因為激進“台獨”的存在而較易失控。這些因素叠加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會遏制美國動用這顆棋子的衝動，同時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打擊“台獨”勢力“倚美謀獨”的信心，擴大發展式統一模式的戰略空間。
發展式統一模式內生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岸實踐，并以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的形式表現出來，首先表現為兩岸經濟融合程度的不斷加深。自大陸改革開放伊始，台商與台資就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對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從此兩岸關係進入合作共贏與政治對立兼存的時期。與大陸中國式現代化推展同步，台灣經濟融入大陸整體供應鏈的程度不斷加深。隨著大陸內需市場的不斷擴大以及產業鏈體系的日益完善，台灣經濟從主要參與大陸外循環向注重參與大陸內循環轉變，在大陸“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的融入程度不斷提升。⑱中國大陸的發展為台商台資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優良的營商環境以及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大大擴展了其生存與發展空間。兩岸經濟依存度加強與政治對立同時存在的矛盾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反映了兩岸關係中“發展”與“對抗”兩種立場之間的張力。兩岸經濟融合的加強吸引了越來越多台灣同胞投身於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成為遏制台灣當局和綠營勢力“台獨”衝動的重要屏障，同時也驗證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繁榮道路的可行性與正確性，成為兩岸融合發展深化的堅實基礎。
兩岸社會融合的推進進一步充實了發展式統一的理論及實踐內涵。近年來，台胞到大陸求學、求職甚至定居者逐漸增加，這個群體正在沿著“生活融入→共同體再造”的路徑逐步融入大陸社會，成為推動兩岸社會融合的中堅力量。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維持和再造是兩岸社會融合的自然結果，也是內在要求。兩岸民衆在融合發展過程中對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既是兩岸社會融合的重要內涵，也是克服島內“台獨”勢力阻撓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著力點。⑲兩岸社會融合的關鍵在於大陸的發展創造出了大量發展機會，為台灣同胞提升自身福祉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同時祖國大陸政府持續推出促進兩岸社會融合的政策措施，推動了兩岸社會融合快速發展。在兩岸政治對立尚存的情況下，兩岸社會融合先期展開，成為發展式統一的重要支點。
發展式統一模式是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自然生長出來的國家統一路徑，其核心在於依托中國式現代化，逐步解決兩岸歷史遺留問題，同時也逐步解決兩岸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在討論國家統一模式時有必要對這兩種問題進行區分。兩岸歷史遺留問題的本質在於兩岸如何談判結束內戰狀態，是兩岸關係中的根本問題。兩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的再造”，所以“結束政治對立”不是“主權”層次的問題。兩岸歷史遺留問題難以解決的癥結在於台灣當局否認兩岸內戰的法理狀態，更不願直面以談判結束兩岸內戰狀態的問題。發展式統一的要義在於通過擴大兩岸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的共識，壓縮“台獨”勢力的生存空間，促成兩岸政治談判，完成國家統一。這是統一與“台獨”、支持兩岸共同發展與反對兩岸共同發展兩種前途與命運的長期拔河，不能指望快速解決，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如兩岸經濟融合、社會融合問題、實現台胞在大陸同等待遇問題等，這些問題多少帶有“技術性”色彩，絕大部分因發展而起，也將會在發展中得到解決。從上述意義上說，發展式統一強調在發展中解決兩岸間的問題，通過發展改變兩岸關係內部結構，以發展促成兩岸關係的量變過程，最終達到國家統一的質變結果。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艱苦的探索過程，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借鑒，衹能在實踐中探索獲得經驗。同樣，發展式統一模式的進化也是一個長期的實踐過程，將會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逐步完善。
結語
國家統一模式的比較并非是要找到普適性的公式，而是要在檢討外部經驗之後反求諸己。抽象地談論哪種統一模式“好”與“壞”，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不同的統一模式具有不同的適應性。實現國家統一的模式是可以選擇的，但選擇是有條件的。關鍵的問題是要對客觀情勢和現實可能性有清醒的認識和把握，找到能結束本國分裂狀態且雙方都能接受的統一制度架構。⑳從這個意義上說，“求異”的比較更有可能提供啓發。差異性比較對中國國家統一模式起到“定位”的作用，可以更清晰地顯示出中國國家統一模式的本質特徵。統一模式選擇的本質要求是逐步消除國家統一進程中的阻礙因素，最終實現國家統一。中國的國家統一進程在中華民族復興過程中展開，在祖國大陸掌控兩岸關係發展主導權與主動權的前提下，以發展為中心實現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的同步推進是對國家統一進程的內在要求。同時，作為自主性大國，中國的統一之路與其他國家有根本上的不同，“發展”賦予統一模式以實質性內涵，聚焦於發展推動國家統一事業前進成為中國國家統一模式的鮮明特徵。發展式統一模式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國家統一在邏輯上的一致性，也將會隨著中國國家統一事業的推進而不斷充實與完善。
註釋：
①國家統一模式比較研究屬於比較政治學中“若干個案比較研究”範疇，這一研究客觀上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樣本太少，二戰之後完成國家統一者衹有德國、越南、也門（僅是完成形式統一且隨後又陷入內戰）等少數個案；二是選擇性偏差太大，這些個案均是在兩極格局或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下發生。鑒於以上情況，本文采取雙層次比較結構：一是在更抽象的層次上分析三個完成統一國家的共同經驗；二是比較中國國家統一進程與上述國家的差異性。如此比較，目的在於通過外部鏡像對比，更清晰地認識中國國家統一需要解決的問題，并以此為基礎探討中國國家統一模式選擇的邏輯理路。
②孫代堯：《構建“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國際政治研究》，2012年2期。
③王鶴亭：《“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1年2期。
④（英）托德·蘭德曼等著，汪衛華譯：《比較政治中的議題與方法》，格致出版社，2021年，90頁。
⑤韓獻棟，董向榮：《當代國家統一的幾個問題—基於越南、德國、也門等國家統一進程的比較研究》，《政治學研究》，2015年3期。
⑥夏路：《二戰後民族分裂國家統一模式略議—“統一環境”與“統一成本”的視角》，《世界民族》,2009年1期。
⑦王英津：《兩德復歸統一模式之述評》，《社會科學評論》，2003年1期。
⑧胡琨：《德國統一進程中兩德經濟統一模式研究》，《歐洲研究》，2019年3期。
⑨馬桂琪，黎家勇：《德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370頁。
⑩《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出版社，2021年，59頁。
⑪嚴安林：《和平發展時期“兩岸政治關係”理論內涵與實踐路徑探討》，《台灣研究》，2014年3期。
⑫劉國深：《兩岸交流交往30年之成效分析》，《台灣研究》，2018年1期。
⑬《<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在京隆重舉行 習近平出席紀念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1月3日第1版。
⑭锺飛騰：《中國式現代化與中美競爭》，《東南亞研究》，2022年6期。
⑮《習近平：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 促進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人民日報》,2015年3月5日第1版。
⑯郭偉峰：《融入中國式現代化是港台同胞的重大歷史機遇》，（香港）《中國評論·思想者論壇》，2024年2月號。
⑰王湘穗：《天下三分，中國得一而領之足矣》，《領導文萃》，2015年8期。
⑱李非，李夏培：《台灣經濟融入大陸“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研究》，《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3期。
⑲肖日葵，蘇悅：《兩岸社會整合理論:內涵、機制與實現路徑》，《台灣研究集刊》，2021年2期。
⑳王英津：《從“兩德模式”看“一國兩制”港澳模式:優勢、特色及評價》，《學術探索》，2012年10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7月號，總第319期，P4-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