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力資本、金融資本等無形資源
土地、機械等屬於有形的物質資本，在無形資本方面，中國鄉村農戶所擁有的人力資本、金融資本也很有限。根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2016年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中未上過學的占6.4%，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7%，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8.4%，高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分別衹占7.1%、1.2%。農民工是鄉村勞動者中文化程度比較高的群體，但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資料，2016年農民工群體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高於70%，2021年農民工群體整體文化程度相比2016年有所提升，但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同樣高於70%。由於文化程度還不高，可以說，絕大部分中國鄉村勞動者所能從事的工作仍然是體力型、簡單重複性工作，這樣的狀況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中不會有根本改變。
圖6：鄉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2020 年）
表1：中國鄉村勞動者的文化程度分佈
鄉村農戶所擁有的金融資本狀況反映在其財產性收入上。歷年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淨收入這兩個類別都是中國鄉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主要構成部分，2016年這兩部分收入合計占比為76.18%；由於農戶平均持有的機器資本和人力資本非常有限，所以這兩部分實際代表的是農戶的勞動收入，特別是從事體力型、簡單操作性工作的勞動收入。歷年中國鄉村居民的財產淨收入及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都很低，2020年財產淨收入為418.8元，占2.44%，甚至遠低於轉移淨收入及其占比（3661.3元和21.37%）。可見財產性收入對於絕大多數鄉村農戶而言是一個微乎其微的部分，絕大部分農戶沒有可生息的金融資本。而且，由於戶均承包地數量、機器資本和人力資本極為有限，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他們也不可能基於自有資源形成帳面可見的可生息金融資本，從而也不可能獲得多少財產性收入。一言以蔽之，絕大多數中國鄉村農戶個體衹能依靠勞動收入維持生計——即使在少數非農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這一判斷同樣成立。
三、中國鄉村農戶生產就業總況
中國鄉村農戶和勞動者數量龐大，這一情形迥異於現有所謂“發達”國家。由此，中國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不能事實上也無法簡單對標歐美和日韓，一味宣導大部分勞動者應不斷往大城市單向集中。中國鄉村農戶和勞動者的龐大基數中，當然有不少人能夠徹底轉移到大城市就業生活，在城市充分提升個體收入。但正如已有大量研究所反復揭示的，能夠率先從鄉村轉移到大城市的多是具有某些優勢者，特別是人力資本更高的青壯年。現實中仍然有大量鄉村勞動者由於年齡、人力資本積纍、家庭因素等等原因而無法實現徹底轉移，也就無法在城市充分提升收入。有不少人即使在短期內進了城，也衹是從事體力型、簡單操作性的工作，未來其工作很可能會被機械設備所替代，或者由於年齡的增長、體力和精力的下降而不再能夠找到工作（並取得生活收入），或者因承擔不了在城市生活就業不斷增長的高成本而衹能返回鄉村。
歷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都顯示，絕大多數農民工在製造業、建築業、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等行業就業，如2021年在這些行業就業的農民工合計占比達到83.3%，其中在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售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就業的農民工占比分別為27.1%、19%、12.1%、11.8%①。在這些行業就業的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明顯偏長。資料對比顯示，農民工主要集中的行業，如製造業、建築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業，就業人員每週工作時間在48小時以上的比例都要顯著高於其他行業，總體上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中40%左右每週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
這些吃“青春飯”的行業工作高度依賴從業者的年齡、精力和健康情況。即使國內外就業環境較為平穩，一旦從業者年齡增長到一定程度，也很可能要退出這些行業。分年齡段對比顯示，中國40周歲以上城鎮失業人員結束工作的原因更可能是出於健康或身體原因、被解聘、個體經營倒閉、打完零工等，主動辭職的人員占比較低。這些結束工作的原因歸總後所呈現的實質是，城市就業市場更青睞青壯年勞動力，隨著年齡的增長，大齡勞動者很有可能被排斥出城市就業市場。可以想見，隨著大批進城農民工步入老齡，退出城市就業市場並返鄉者將源源不斷。
雖然中國農民工的工作時長較長，但由於大部分人所從事行業和具體工作的“層次”和技能要求不高，因而農民工總體收入水平並不高，如到2021年平均月收入也衹有4432元②，衹及202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月工資（8114.92元）③的54.62%。正因為工資水平不高，許多在大城市就業的農民工因負擔不起高昂的房租而衹能擁擠在狹窄昏暗的城中村或地下室，2021年在500萬人以上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積衹有17平方米④。一般農民工要在城市中購得一套住房，並能夠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老人的養老費用，更是難上加難。總體上，一方面，當前中國進城農民工更多是作為從鄉村流出的勞動要素，為城市建設貢獻力量，獲得相對低廉的收入，甚至衹能獲得維持基本生存的“生存工資”⑤。另一方面，對於先期已在城市佔有資源優勢地位，能夠憑藉各類資源積纍創辦企業的市場主體來說，大量農民工的進入則為其賺取更多利潤提供了基本的勞動力要素；對於部分在城市已擁有諸多居住空間的人來說，大量農民工的流入還通過房租交納的形式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產性收入。這兩類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當然遠高於一般農民工。結合這兩方面來看，以市場化環境為前提並單就城市區域而言，農民工進城絕不必然導向共同富裕，反而有可能導致對共同富裕奮鬥目標的偏離。
表2：城鎮按行業分的就業人員每週工作時間構成
從綜合工作的不穩定性質、工作收入、生活成本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幾方面來看，中國大部分農民工在城市實現長久就業和長久定居仍舊缺乏制度性保障。不少人在遇到生活就業困難時主要藉助親緣網絡來托底並解決問題。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1》提供的資料，2020年城鎮失業人員中有一半以上尋找工作的方式是委託親戚朋友介紹，其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員有超過65%委託親戚朋友介紹工作，小學文化程度人員有超過73%委託親戚朋友介紹工作，由於大部分農民工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可以想見他們尋找工作也必然主要依靠親戚朋友介紹幫助。然而，親戚朋友的幫助始終是有限的，依賴親戚朋友在城市立足並不現實。商品經濟思維的泛化會沖淡親緣關係紐帶的作用，實際上，在“包工頭-雇工”的模式下，即使雙方具有親緣關係，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商品經濟邏輯。在這種支配邏輯下，包工頭是否願意雇傭某位親屬作為其雇工，也視雇工的勞動能夠為雇主創造的價值大小而定。
退一步並單就鄉村內部不同勞動者的發展前景來看，縱使有一部分人能夠通過進城就業明顯提升收入，同時有較大比例的人衹能在鄉村繼續從事低收入的生產，這樣的收入分化結果也並不符合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⑥，反而可能是貧富差距擴大的表現。中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之後推進實現實質性共同富裕，必然要求盡可能做到“一個都不落下”，底線要求是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現象，其次要盡可能地提升鄉村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而不是重點關注和支持其中的收入冒尖者。當前留在鄉村的多是分散於廣大小農戶中的老幼群體，以及需要留村照顧兒童的婦女、某些身體存在疾病或殘疾的人員以及對這些人的照料者，未來隨著農民工群體的老齡化，還會有源源不斷的大齡和老齡農民工返鄉，重新成為在鄉村從事生產的小農戶一員。推進實現實質性共同富裕應重點關注這些群體，重點關注並支持小農戶發展就是關注並支持這些群體的發展。
表3：城鎮失業人員結束上一份工作原因構成
還應看到，支持小農戶在鄉村發展農業生產對於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意義仍然重大。中國傳統農業的突出特點是精耕細作、用工多，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農藥、化肥、機械等現代要素的大量引入，農業用工強度已經大為下降，但農業生產中的用工始終是不可或缺的，並非其他要素所能夠完全替代，且不適度的農藥、化肥、機械投入會對環境造成沉重壓力。一些人衹看到同處東亞的日韓的高城鎮化率，卻沒有看到日韓的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的低自給率：2020年日韓的穀物產量分別僅有1092.3萬噸、494.5萬噸，進口量則分別高達2353.3萬噸、1602.8萬噸⑦，日韓穀物進口量和自有產量的比值分別高達2.15、3.24。日本每年花費巨額資金補貼農業，但糧食自給率依然極低，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當然不衹一種，但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是日本鄉村青壯年人口紛紛進城，無人願意務農，鄉村人口老齡化嚴重，負向影響了糧食產量。農業勞動力短缺使得日本每年都需從外國（包括中國）引進大量農業雇工。對於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過低的糧食自給率很不利於管控國際風險、保障國家安全，為此，應慎重看待經濟學上的諸如“零值農業勞動”“農業剩餘勞動”等概念假說，不要急於把鄉村的勞動力抽走抽乾，要確保必要的農業用工。
在中國，推進實現共同富裕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應該協調並進，不能偏廢其一。支持鄉村小農戶發展農業生產，重要定位既在於推進實質性共同富裕，也在於保障農業生產所需用工，並以用工保障輔助落實農業化學品施用減量化要求，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四、幫助鄉村小農戶整合資源，實現抱團發展
中國鄉村的廣大小農戶單憑自家有限資源很難充分提升收入，大多數人至多衹能作為單純的“勞動力要素”進城務工，獲得相對低廉的務工報酬，更差的情況是衹能留在鄉村從事低附加值的農業生產，獲得更為微薄的農業勞動報酬。毫無疑問當前鄉村農戶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由此，推動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跳出鄉村一家一戶基於自家有限資源開展低附加值農業生產或者進城務工的已有模式，通過合理整合分散資源的方式為小農戶謀求更大的可能發展空間。這內在包含了以下幾方面內容和要求：
第一，合理整合小農戶的資源並非要求單一地將資源集中起來，交給某些規模化市場主體經營。和鄉村勞動者到城市務工衹能獲取較低勞動報酬的情況相似，勞動者在鄉村給規模化經營主體打工衹能獲得低廉的勞動報酬，其得到的勞動報酬率甚至會更低。根據作者基於《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彙編》、《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等公開統計資料的估算，2018年中國農業平均雇工工資為108.06元/日，明顯低於農民工勞動日工資為135.78元/日。因此，合理整合小農戶的資源更要強調小農戶之間的合作和共同發展，而非讓大量小農戶進城或留村為少數人打工，繼續獲取低廉勞動報酬。
第二，整合小農戶資源的目的是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發展多種類型生產，而非為了整合而整合。缺乏機械、知識、技術、市場管道等資源的小農戶衹能從事低效率的生產，也衹能從事低附加數值型別的農產品生產（如小規模大田種植），難以發展高附加值的生態農業、大棚蔬菜種植或設施化畜禽養殖，也難以拓展二三產業生產。通過整合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小農戶形成具備一定規模的生產組織後更能夠以集體力量突破進入高附加值生產類型的門檻，並在分工協作的基礎上提升生產效率。鄉村勞動者也衹有經由合作改變單一從事低效率、低附加值農產品生產的模式，充分發展多種類型生產，才能夠共同提升收入。
第三，整合小農戶資源要充分發揮不同類型資源的互補作用。不同農戶所擁有的資源類型和數量不同，鄉村勞動者提升生產效率、發展多種類型生產需要綜合利用不同資源，尤其在現代生產條件下，發展生產更強調要增強不同類型資源之間的協調與配合，而非停留在資源數量的簡單疊加。雖然大多數中國小農戶所擁有的資源非常有限，但不同農戶的知識、技術乃至社會網絡資源在充分整合之後可以為合作集體所共享，成為成員共同發展的基礎。例如，某一戶農戶被實踐證明有效的種植技術更能夠在合作集體中擴大應用範圍，某一戶農戶擁有的社會關係網絡和農產品銷售管道在合作集體中更能夠放大作用。不能忘記的是，根本上，合作集體中各類型資源之間的地位必須是平等的，資源的協調互補作用才能夠得到發揮。特別是，不能以知識、技術、資金擠壓勞動，尤其不能擠壓弱勢農戶的勞動資源利用。
第四，整合小農戶的資源和引進利用現代新要素新資源協調並進。傳統農業生產高度依賴人力，當下許多小農戶所擁有的主要資源也無非是勞動資源，但現代農業生產和非農生產並非簡單依靠人力，簡單依靠人力也無法真正提升勞動生產率、發展多種類型生產。因此，整合小農戶的土地、勞動資源絕非要打造封閉式的鄉村生產集體和社區、回到社區式自給自足的舊有模式。相反，整合鄉村自有資源和更多引進利用現代新要素並行不悖。資源整合後小農戶所能夠共同利用的資源庫中應包括土地、勞動和鄉村自然生態資源，也應包括現代化生產基礎設施、現代機械、生產知識、生產技術、現代資訊網絡、銷售管道等現代新要素和新資源。同時，引進利用現代新要素並非為了擠出傳統生產要素，而應力圖實現新舊要素之間的互補互促作用。
第五，合理整合小農戶的分散資源應充分汲取新中國建設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有豐富的鄉村資源整合探索經歷，其中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系統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吸收繼承有益做法（如堅持共同合作克服困難、不斷改善鄉村的生產條件等），批判摒棄以往的弊端（如過於強調行政計畫控制、壓抑個體決策自主性等），對於未來更合理整合小農戶的資源，促進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歷史傳承和創新意義。
歸根結底，在市場化環境下中國小農戶的資源衹有得到整合，實現抱團發展，他們才不會衹是作為廉價的勞動個體，艱難地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不斷提升的生活成本。小農戶的分散資源不會自然而然就得到整合，達成以上任何一項要求都非易事，未來中國解決好作為共同富裕底盤的小農戶發展問題，仍然任重而道遠。
【基金項目】：2023年度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23GLD034)“黑龍江農戶保護性耕作技術效度優化研究”。
註釋：
①②④資料來源：《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③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21》。
⑤余小琴、馬夢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農民工工資增長問題：理論與經驗》，《政治經濟學評論》2021年第6期。
⑥鍾甫寧：《勞動力市場調節與城鄉收入差距研究》，《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4期。
⑦資料來源：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數據庫。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3月號，總第315期，P109-1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