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
香港自回歸後50年內保持資本主義體制，從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在經濟上呈現多等級且不均衡的地理分布，由資本主義的核心—半邊緣構成⑬。香港自1842年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就從屬於這個體系的邊緣地帶，即殖民地版本的資本主義。香港被割讓給英國後，開始實行全球最自由開放的自由港政策，其本質原因是香港依附型的經濟及特殊區位，這是香港自由經濟制度和政策中最鮮明的特徵。
1980年以後，資本進入全球流動，市場擴張踏入高度全球化的階段。而自由港的政策利於企業降低成本，促使貿易興盛，帶動對外開放政策的推行，從而吸引大量外資聚集，帶動了香港的航運、造船、酒店、飲食、銀行、商貿的發展，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市場和銷售渠道，從而推動香港實現從轉口貿易向加工貿易的轉變，為香港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順應了19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推進，以及由美國主導的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與此同時，中國推動市場化改革開放，讓其成為新自由化資本主義國家投資的新興市場。香港因其地緣優勢和市場經濟制度的便利，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半邊緣地區，提升為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介，但香港仍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主流。資本主義體系核心的歐美國家，利用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市場經濟的資本和商品自由流動的便利作為政治對衝，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獲利；而內地則利用香港的市場經濟，學習引進世界市場的游戲規則，并進入全球市場網絡和生產體系。隨內地經濟的迅速崛起，且從世界經濟的邊緣進入核心，香港的全球城市地位也開始隨之上升，并進入發達經濟體的行列。可以說香港的崛起，內地的因素至關重要。
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亦體現在貨幣自由上。20世紀70年代，香港正式結束英鎊匯兌本位制，解除外匯管制，使得銀行可以用各種貨幣調動其海外資產，宣布港元與美元脫鈎，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此，港元成為世界上可自由兌換的貨幣之一，匯價由市場供求關係自由決定，香港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發達外匯交易市場。投資者在香港就可以直接買賣全球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資金可以自由進出，貨幣可以自由兌換，貨物可以自由往來，這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
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還體現在香港的信息流動上。投資者可以在香港獲取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不用擔心信息壁壘導致效率低下，蒙受損失。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於《華爾街日報》發表的“2018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香港不但再次榮登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還成為唯一總分超過90分的經濟體，遠高於全球平均分60.8，這也是香港連續25年蟬聯這一世界級的殊榮⑭。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香港的經濟自由與親資本的營商環境繼續推動香港實現經濟增長和對外競爭力的提高。對於一個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和資源的經濟體，吸納全球資本流入的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關係整個經濟體的生死興衰。因此，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和自由開放的經濟制度必然是形成對外競爭力的主要原因。
（二）完備的法治環境
公正獨立的法院、專業開放的法律業界、為政府依法施政把關的律政司、優良的法律建設、尊重法治的市民大衆是維持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香港的法治建設也因此獲得了國際認可。香港回歸後所遵循的“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安排，賦予了香港高度的自治權，司法相對獨立而且對行政機關有事實上的制衡關係。此外，香港回歸之後，無論中央政府還是香港特區政府都嚴格秉持法治精神，處處尊重并維護香港地區的法治。
金融對誠信和法治要求極高，法院是投資者解決糾紛、保障自身權益的最後渠道。司法獨立給了國際投資者信心，也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必備條件。同時香港是全球最受歡迎的仲裁地之一，世界級國際仲裁機構集中落戶於此。香港的仲裁裁決可以在超過150個《紐約公約》締約國執行。香港擁有強大的國際法律團隊，世界知名律師雲集：超過9700名執業律師，1500名來自超過30個司法管轄區的注册外地律師，1500名執業大律師。這些律師提供廣泛的法律服務。
香港能够25年蟬聯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殊榮，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有廉潔的行政機構和企業文化。在這中間，廉政公署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香港廉政公署是一個與所有政府機關相分離的獨立反貪機構，於1974年組建，職員不隸屬於政府公務員架構。廉政公署反腐敗靠的是四大獨立：機構獨立、人事獨立、財政獨立和辦案獨立。
廉政公署不但管轄政府官員腐敗，也參與管理私營機構和企業腐敗。一是因為私企的腐敗也是侵犯公共利益的一環。例如，上市公司貪污、商業回扣，最後都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了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二是因為私營企業的腐敗如不被遏制，全體社會清廉將成為一句空話，受其影響政府也難獨善其身。除了廉政公署，香港法院也享有極高國際聲譽，受國際投資者認可。
（三）獨特的基礎設施
香港的基礎設施優勢具體表現為香港在全球市場并非做產品交易，而是進行帶有中間投入性的服務貿易，尤其是高端產品的生產服務。香港是全球少數幾個能够在服務貿易上保持順差的經濟體，排名僅次於美國和英國。而這種軟實力與香港本土的基礎設施相關。
香港高度成熟的市場體制、法律與法治（包括金融、專業服務、產權及專利的立法與法治），是形成其特殊優勢的制度性基礎設施。而中西合流的文化和商業傳統，經營習慣和長期形成的職業操守則構成香港金融軟實力。這種軟實力是通過在香港160年的歷史沉澱而成，并非一蹴而就。其在互聯互通指數和物流效率方面排在全球前列，在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中仍占高端地位，正是由於其軟實力。
香港經濟軟實力的產業體現為高端服務業，又稱全球先進的生產性服務業和國際金融中心。也就是說，香港的最大優勢不是經濟體量，而是經濟功能。其高端服務業提供完善、高效率、低交易成本的服務，并非其它經濟體可以媲美。而高端服務業的貿易順差來源地是美國、英國與西歐國家。香港對歐美貿易順差的產業依次是金融、商業服務和運輸業⑮。香港能够對美國這個全球第一大服務貿易體取得順差地位，是香港專業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世界競爭力的表現，更反映出香港在全球城市中資源和要素配置中心的地位。最為關鍵的是，香港對內地的特殊優勢，是內地在長時間以內也無法替代的。這并非與經濟體量相關，而是與香港本土因素和經濟功能密切相關。
（四）市場環境優勢、銀行體系和監管體系
從市場環境看，作為西方進入中國、中國走向西方的成功平台，香港市場的獨特性即在於其所構成的中西融合的跨國貿易網絡。自1842年英國通過強制性不平等條約使香港成為英國的遠東貿易港後，英國資本開始逐步在此地建構從海外進入中國的跨國貿易網絡。因此，香港作為自由港起步之初，它的貿易和商業網絡就具有跨國性質。97年回歸後，儘管英國資本不再壟斷香港市場，但是海外資本和中資仍持續流入香港，香港的基本市場結構仍舊是由跨國資本和跨國網絡構成的，并通過CEPA機制進入內地的服務業市場，通過華人和華資游資形成東西方的連結。
另一方面，香港資本市場的優勢體現在其IPO（首次公開募股）的過程和效果上。港交所采用客觀明晰的上市標準及更有保證的上市時間表，公司一般6-12個月左右就能完成上市的過程，不僅能節省上市審批的時間成本，更有助於企業把握上市時機。對於一些擁有品牌和國際業務的公司，香港上市能給予公司一個藉助上市過程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宣傳和推廣公司業務的機會。
香港上市後的再融資也十分便利，通常是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不需要進行額外的行政審批，除個別年份以外，上市公司的再融資的規模都超過了首次公開發行的規模。在香港可以使用的融資手段衆多，包括：配售、供股、可轉債、認股證、高息債、杠杆融資等。
最後，是兼并收購的便利。香港上市公司運用股票作為并購工具的做法比較普遍，并且是市場化運作，無需行政審批。如果利用香港上市公司的平台進行國際并購，其便利性也優於涉及跨境審批的A股公司平台。
同時從銀行體系看，香港是國際銀行中心。銀行扮演著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提供存款、貸款、投資、保險等服務，銀行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基礎。世界領先的100大銀行中，有超過70家在香港營業，逾29家跨國銀行在港設置地區總部。香港銀行體系的資產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9.5倍，并且是多間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盈利及總資產的主要來源地。香港作為全球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於2019年的管理資產額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0倍，同時擁有全球最大股票交易所之一，市值達6.1萬億美元。
從監管體系看，香港金融管理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以法治為中心，即以法律為根本手段，致力於為金融業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香港政府對金融運作的監管，主要通過銀行、證券、期貨和保險方面的專門法律條例和監管機構進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框架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以港交所為例，港交所受一套符合國際標準且明確、完善的監管架構監管。這為企業在香港募集資金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有助增強投資者對香港證券市場的信心。
此外，港交所重視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香港的證券業、保險業、銀行業均采取的是政府監管及行業自律的兩級監管模式。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行業自律機構分別是香港銀行公會、香港交易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政府在監管中充當著“管理者”和“協調者”的角色；而行業自律協會的工作重點是內部風險的控制和審查。這些行業自律機構與政府監管部門合理分工，各司其職，形成了香港自律與他律相結合、多形式、多層次的金融監管體系。
在治理方面香港也具有獨特性，香港成為條約港之初就被定位為經濟城市，而締造經濟城市的關鍵在於親商、親資本的環境。為維護自由市場規則，港英政府除了實施自由港和簡單低稅制的政策外，還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教育機構建設，為資本運營提供必備的軟硬設施；同時設定各種保護資本和限制勞工成本的規定，比如不徵收資本稅和長期不制定法定低工資保障。政府致力於吸納商界和專業精英合理製造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環境，減少公衆干預社會經濟事務的能力，以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因而政商聯盟成為香港城市治理的主要框架，并延續至今。政府的重大經濟決策中，商界精英都享有自己的主權。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親商環境等同於經濟競爭力的趨向下，香港在各種世界經濟機構的競爭力評估中，一直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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