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干擾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外部勢力、反中亂港勢力試圖藉助、施壓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進程中的焦點案件來打擊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影響國安法的實施。香港國安法實施過程中的黎智英案是標志性案件。黎智英是外部勢力在香港培植和扶持的標志性的代理人，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極其重要，外部勢力如何對待涉案的黎智英不但對以黎智英為代表的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具有“示範”作用，也會對外部勢力在全球各地培植的代理人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即在代理人涉案後外部勢力是否還會通過各種方式保護、“營救”他們。黎智英自涉案以來，外部勢力試圖在各個環節施壓香港特區政府，包括輿論施壓、干預香港司法等方面。
未來與香港國家安全特別是國家安全法實施有關的司法案件將是美國關注和施壓的焦點。特別是“黎智英案”和“35+非法初選案”涉及較廣、影響較大，將成為重點。另外，在國際上為“港獨”分子提供支持也將是未來美國施壓和干預的重點之一。
三、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動因
中美在香港議題上的主要矛盾是中國政府在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核心利益和“一國兩制”的實踐與美國試圖以在香港構建自由、民主、人權為由實現“以港遏中”目的之間的矛盾。中美在香港問題上是主權與霸權的兩種秩序分野、善治與霸道的兩種治理結構、融合與霸淩的兩種發展格局的博弈邏輯。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首先，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建立於美國對華戰略認知和定位基本穩固的基礎上，拜登政府將涉港政策納入其對華戰略博弈的大框架內。其次，與特朗普時期不同，拜登政府對華決策團隊有明顯的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色彩，價值觀外交成為其應對涉港問題的主要特徵。再次，由於《香港國安法》和《反外國制裁法》的成功制定和執行，美國企圖干預香港問題的難度大大增加。拜登政府涉港戰略意圖和其戰略能力之間存在落差。
第一，中美戰略博弈：“香港牌”之於拜登對華戰略博弈的意義。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根本目的在於將香港作為制衡中國的工具和棋子。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將香港納入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將香港內部事務包裝成“人權”議題，指責中國政府破壞“自由”“民主”，強化對華意識形態攻勢，突出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拜登政府在干預、介入香港事務上既繼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和方式，又采取了一些不同於特朗普政府打“香港牌”的方式和動作。
拜登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涉華部分有兩個新提法，即“競贏中國”（Out-Competing China）戰略和未來十年是中美競爭“決定性十年”（Decisive Decade）。⑪其中藉助香港施壓、遏制中國是美國所謂”競贏中國“的重要憑藉。一方面，在歷經2014年香港“占中運動”和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後，全國人大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憲制地位，有利於維護香港居民民主權利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⑫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美國也因其國安法的實施以及“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導致其在港代理人深受打擊，難以繼續為美國利益服務。美國不願看到在所謂“民主對抗威權”下，中國在香港的實踐贏得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之爭。為此，美國聯動盟友持續藉由“人權”、“民主”等價值觀抨擊指責香港事務，矛頭直指香港國安法和“一國兩制”，企圖塑造國際社會輿論。另一方面，相較於打“台灣牌”，拜登政府頻打“香港牌”的風險較低、烈度不高卻同樣釋放對華負面信號。在阻撓中美關係緩和走勢時，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派便企圖通過炒作香港議題釋放信號。
第二，拜登政府決策團隊：民主黨自由主義回歸導致美國涉港政策價值觀色彩濃厚。拜登政府上台後，涉港決策團隊有明顯的民主黨自由主義色彩。通過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叙事包裝大力介入香港事務，向西方展示其堅持的所謂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體系。如果說此前更注重美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那麼特朗普政府以來，在中美關係大背景下，美國更注重利用香港作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利益”。
特朗普時期，美國的涉港政策注重對香港的政治干預，并體現出其“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的外交理念。⑬拜登政府的涉港政策則更重視運用民主、人權等價值觀，依托其全球盟友共同干預香港問題，具有鮮明的自由主義色彩。拜登政府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并將中美競爭博弈形容為21世紀“民主”對抗“專制”的意識形態鬥爭，其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向世界證明“民主”政體更加有效。安東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等人共同構成拜登政府對華決策圈層，這些人在對華立場上基本一致。2022年5月26日，國務卿布林肯將拜登政府對華戰略方針明確概括為“投資、協同、競爭”。⑭這篇演講呈現出美國試圖調動全球力量推進對華競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色彩極其濃厚。涉港問題上，著重強調人權和民主，聯動盟友引導國際輿論，大肆抹黑和詆毀“一國兩制”，進而實現其動搖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明確指出，“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以展示哪種治理體系更對世界和人民有效。拜登政府在各種內外場合大談“民主”“人權”，積極開展價值觀外交。⑮拜登政府試圖以價值觀為基礎組建國際聯盟，動員盟友和夥伴國共同對抗中國，這使價值觀外交成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突出特徵。
第三，戰略意圖與戰略能力落差。在涉港政策上，美國也將愈來愈呈現出“全政府”色彩，以多元主體參與、跨部門協調機制和對華議題聯動等方式彌補此前涉港政策橫向聯繫不足的缺陷。從美國白宮、國務院、財政部等政府機構到國會的立法機構，再到美國非政府組織、所謂“國際媒體”等“白手套”都在干預香港事務方面扮演各自角色。拜登政府在介入香港事務上采取打壓香港與遏制中國相結合、國內立法與行政手段相結合、支持反中亂港與藉助國際平台相結合、抹黑詆毀與直接制裁相結合的手段。
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的本質戰略意圖時出於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然而，拜登政府卻打出捍衛“人權”、“民主”的道義旗號。伴隨香港國安法的有效實施，中國已經牢牢掌握香港問題的主動權，美國在干預香港事務上呈現出捉襟見肘、進退兩難之態。戰略意圖與其戰略能力之間的落差使其難以實質性地干預香港事務。拜登政府涉港政策因此存在“價值觀”道義和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本質之間的兩難困境、制裁香港與保持美國在港經濟利益之間的矛盾。曾任職國會研究處的邁克爾·馬丁（Michael Martin）直言，“在不傷害香港人民的前提下，短期內美國政府很難影響中國的香港政策。同樣，對於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的有限制裁也收效甚微。美國的相關香港法案無法影響所有的香港人。”⑯由於香港和大陸經濟金融的融合使得任何針對中國大型銀行的行動都會迅速升級為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全面攻擊，這將迫使全球金融體系進一步不穩定，并促使中國努力建立美元主導的SWIFT支付系統的替代方案，并最終嚴重傷及美國經濟。⑰美國國務院曾直接中傷香港的營商環境，企圖讓跨國公司撤離香港市場。儘管香港美國商會表示，香港在連接中外貿易和金融流通上，是關鍵而充滿活力的促成者。⑱事實上，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內地龐大的市場和經濟規模更是給了香港規避外部壓力的最大信心。
四、拜登政府香港政策的影響
近年來，香港越來越受到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衝突的影響和挑戰，特別是中美關係的惡化、香港政治局勢的變化以及外部勢力藉助香港施壓中國、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制裁、施壓香港，直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認知態度，影響香港的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因此，香港要更加重視地緣政治對自身的衝擊和影響，從國際、國家和香港三個層面思考如何以確定性的發展來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政治，更有利地減緩、降低、規避地緣政治的衝擊和影響。
首先，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特別是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和制裁直接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涉港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此外，美國等外部勢力、反中亂港勢力還企圖藉助、施壓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進程中的焦點案件來打擊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影響國安法的實施。迄今，美國已然形成“涉港三法”的香港政策框架，短暫來看美國仍會在以上框架內實施對港政策，然而，在對華競爭的“決定性十年”內，隨著中美關係的變動以及香港局勢的發展，國會極端反華議員提出諸如《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HKETO）核證法》、《香港安全港法》等也會應情勢變化而通過。總體而言，美國涉港政策還是以承認香港的“一國兩制”的立場出發，因此，不同於台灣問題，香港議題還是存留在所謂“人權”、“民主”等意識形態領域和經貿關係上。美國試圖利用香港對中美關係施加影響，增加其對華談判“籌碼”。拜登政府時常炒作香港問題的動機不論是企圖給中美關係降溫還是安撫國內反對派，甚至污衊“一國兩制”都觸及到中方的核心利益。
其次，拜登政府涉港政策，特別是以“人權”、“民主”為旗號的價值觀外交和涉港制裁直接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和全球金融和商業中心地位。國際上美西方唱衰香港形成呼應，對香港的發展、“一國兩制”的高質量實踐造成負面影響和干擾。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英等國家的政府、專業機構、媒體、智庫、跨國公司等對香港的認知趨向負面，頻繁發布負面的涉港報告、報道、評價等信息，雖然此類信息有不少偏頗、詆毀乃至污化情況，但對香港的國際地位和聲譽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和衝擊，既對香港自身的發展造成干擾，也影響香港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和民族復興的戰略功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在香港的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以及各種資本希望在香港以及通過香港在中國市場獲利，但基於對香港發展前景、美國打壓香港、中美博弈、地緣政治等多方面的評估，整體上在減弱、弱化和降低在香港的投入和部署，甚至在轉移在香港原有的投入，這無疑具有風向標作用。2022年年底以來，香港特區政府舉辦大型活動吸納資本和企業，包括特首在內的主要官員訪問內地、中東、東南亞等地推廣香港，在國際上、內地開展搶人才、搶企業等安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國《香港自治法》中關於制裁與被美國納入制裁的對象進行重大交易的金融機構的條款一直是在港金融機構的重大威脅。在港金融機構在是否遵守美國制裁規定和處理與被美國制裁對象的賬戶關係方面非常謹慎。美國的這種“威懾制裁”態勢影響在港金融機構的經營、提高了在港金融機構的成本、降低了國際資本對香港的預期。美國的威嚇制裁作為一種負面“信號”，造成香港負面的國際輿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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