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拜登政府為推進其“印太戰略”和對華戰略競爭，面對東盟的自主姿態，刻意放低身段，加強爭取工作，將美國在東南亞的布局重點放在爭取第三方的支持上，力圖使東南亞成為“形塑中國周邊戰略環境”的前沿。
一是提升政治關係，擴大戰略互通性。東盟在特朗普時期對美方提出的“印太”概念便採取了拿過來為其所用的作法，通過制定《東盟印太展望》建立對接窗口。白宮2022年2月發布的“印太戰略”文件把“向東盟賦能和促進東盟團結統一”列入行動計劃；5月的美國－東盟特別峰會和年底的美國－東盟峰會把雙方關係升格至“全面戰略夥伴”，提出的合作議程相當豐富，包容了新冠疫情、“經濟連通性”、海上安全、人文交流、次區域發展、技術創新、氣候變化、維護和平和建立信任等廣泛內容，並與美國“印太戰略”實施重點高度重合。
二是利用部分東盟國家對大國軍力發展的恐懼心理，提出“集合威懾”（Integrated deterrence）的概念，強化對華軍事遏制。此概念強調的是海空陸等常規力量與網天情等非常規手段並用的集合效應，調動盟友夥伴力量，構建軍事意義上的綜合威懾體系。美國恢復和擴大了與菲在南海的聯合演訓，並正就美軍在菲獲得更多基地准入進行協商。美國與越軍事安全合作和能力建設從情報共享升級至聯合作戰。美國並繼續以南海爭議為抓手，離間中國與東盟關係，包括干擾“南海行為準則”（COC）磋商，推動“南海仲裁”結果在一些東盟國家實現國內司法化，幫助東盟國家發展海警力量。美國還時不時直接對中國島礁進行近岸滋擾，協調日本、法國、英國、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域外盟友介入南海局勢。俄烏衝突爆發後，美日等國炒作“烏克蘭的今天就是東亞的明天”論調，刺激地區中小國家對華焦慮感和不信任情緒，推動北約功能性合作的觸角伸向日韓，與此前已搭建起來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QUAD）和美英澳三邊安全聯盟（AUKUS）等小多邊機制相結合，“化整為零”的“印太版北約”若隱若現。美國的最終目的是“兩洋（印度洋、太平洋）相銜”、“三海（東海、台海、南海）聯動”，以綜合性“離岸制衡”全面覆蓋對華警戒，並盡可能多地消耗中國戰略資源 。
三是彌補經貿“短板”，開辟“平行賽道”，與中國競爭地區經濟影響力。拜登政府深知美國在向東盟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提供零關稅等方面缺乏與中國競爭的條件，遂採取了另辟蹊徑的做法，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PEF），獲得多數東盟國家支持。IPEF本質上是行政化操作，不含關稅准入條件，無需立法機構批准，只要參與局部合作便可認為是加入，重在重構規則標準，不能排除後續逐領域推出排他性、限制性細則。美方重點是發揮私人投資的優勢，推動重塑地區產業鏈、供應鏈和貿易投資環境，並且注意發揮東南亞重點對象國的專長。比如馬來西亞有芯片封裝能力，英特爾宣布將投入71億美元建廠；印尼的獨角獸企業自2020年以來迎來矽穀的大舉投資；英特爾、蘋果、谷歌等美企已在著手擴大在越南的供應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