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華文化“大一統”思想是驅動兩岸統一的文化心理力量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文化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歷史上中國數次統一，又數次分裂，統一與分裂循環往復，不僅貫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進程，也推動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追求統一、維護統一是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其它文明的顯著特徵，是中華民族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價值，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核心與精髓。事實上，統一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選擇，也並非一時的政治訴求，而是一種強烈的歷史意識和思維定式。〔10〕古往今來，不管政權如何更迭，統治者始終將追求統一、維護統一作為不可推卸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在統一的問題上從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特別是秦漢以來，“大一統”思想在傳統中國社會根深柢固、一脈相承，塑造起中華民族共同維護統一的社會心理力量。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已成為中華文明的一項根本性價值訴求。正所謂“大其一，統於正”，說的是既要追求形式上的整體與統一，同時也要推崇統一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正統乃一統的基礎，二者共成一義。”〔11〕
進入近代，受西學東漸影響，舊中國傳統制度體系面臨向現代化國家制度體系脫胎換骨的轉型變遷。但即使是這樣，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大一統”的國家結構仍然得以保留和傳承。作為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國家基本結構，“大一統”塑造出了海峽兩岸中國人所共有的國家觀念和政治文化：一種執著向往國家統一以及主張中央集權的價值偏好。〔12〕在這種“大一統”觀念的長期薰陶之下，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事實上已經成為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在國家建構上的重要文化和心理基礎。
（四）中國共產黨國家統一理論及其政策實踐是兩岸統一的主要驅動力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統一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過程，是一種新的文明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人的發展過程。〔13〕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義大利的統一問題》等經典著作中對實現國家統一的方式、統一戰爭的性質、統一的領導力量、統一的時機和條件以及統一的外部因素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闡述，形成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統一思想的基本觀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統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和大量的理論及實踐探索。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敏銳洞察國內國際局勢和台海形勢新變化，深刻總結我們黨對台工作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歷程和經驗啟示，就對台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強和改進黨對對台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保證。
四、“逼統”戰略視角下兩岸統一的實施路徑
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當前台海形勢雖然嚴峻複雜，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武統”衹是“保底工程”。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充分認識到“逼統”戰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抓住機遇，乘勢而上，下大力氣加強“逼統”能力建設，儘快形成更加有利於統一的國際國內環境。我們要築牢底線意識，發揮鬥爭精神，主動作為，積極作為，戰勝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堅決反對一切外部勢力干涉，扎實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一）軍事路徑：扎實推進對台軍事鬥爭準備
軍事鬥爭準備是指為滿足軍事鬥爭需要而進行的準備，核心是戰爭準備。對台軍事鬥爭準備是解放軍為滿足對台軍事鬥爭需要而進行的準備，是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的強有力武器。調整軍事部署、先進武器裝備列裝、機艦巡航、軍事演習、發佈國防白皮書等行為，均能作為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的有效手段。〔14〕
扎實推進對台軍事鬥爭準備，一是要持續加大國防預算和先進武器裝備研發的投入。3月5日發佈的《202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國防預算為14504.5億元人民幣（約合2295億美元），同比增長7.1%，時隔兩年之後，增幅再次突破7%。但這個數據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據《2022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顯示，美國2022財年國防預算總額為7905.732億美元）。為此，我們必須著眼於強國介入，持續加大國防投入的力度，加快高科技武器裝備研發和列裝的進度，從難、從嚴狠抓科技練兵、實戰練兵，攻堅克難，敢打必勝。二是要針對民進黨當局種種“謀獨”挑釁，適時調高對台軍事威懾的強度，靈活運用從軍力展示、軍事演習、常態化機艦巡航、大規模登島作戰演訓、部隊集結到海空封鎖等各種不同手段，讓台灣當局和島內民眾真實地感受到我們反對分裂、遏制“台獨”的強大實力和堅定決心。三是要加強對新軍事革命的研究，以超限戰思維（喬良、王湘穗1999）〔15〕謀劃未來戰場。未來台海一旦開戰，戰事將不僅在台灣海峽展開，也不僅僅是這片戰場的機械式擴大。衝突雙方的爭奪可能來自海洋的更深處、天空的更高處，甚至太空。高新技術給戰場帶來的改變極有可能在非自然空間內拓展，電磁空間、網絡空間甚至納米空間的對抗都將成為現實。非自然空間的勝負甚至有可能成為最終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很大程度上，傳統領域的爭奪將與新技術領域的對抗交織在一起，互為表裡，互相影響，但又各行其道，從而使戰爭在宏觀、中觀和微觀領域全面展開。
（二）政治路徑：現階段以促成政治談判為目標
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也不是一般意義上大陸內部省級行政單位之間的關係。台海兩岸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現實利益糾葛疊加上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預，使台灣問題的政治解決變得錯綜複雜。“逼統台灣”的戰略目標說到底是實現國家統一，因此“逼統”不會以中國古代“澶淵之盟”的方式換取和平，與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時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有很大的不同。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總體方略的核心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是將兩岸統一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之中，一方面主張兩岸同胞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另一方面主張在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王英津，2022）〔16〕
政治談判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之間就內政及國際關係等方面的問題，為確定各自利益、改善相互關係、協調行為尺度而進行的談判。兩岸政治談判是指兩岸之間就兩岸關係中的政治性議題所進行的協商與溝通。〔17〕兩岸政治談判首先需要營造有利於談判的國際環境和島內政治環境。在外有中美博弈、內有民進黨“反中仇中”政治操弄的背景下，現階段兩岸之間顯然不具備展開政治談判或者政治對話的客觀條件，即便是兩岸事務性協商對話也因為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而變得愈加困難。為此，我們首先要從思想上對工作的困難程度有充分的認識，調動一切手段，運用包括施壓、封鎖、宣傳等各種手段對島內政局和民意施加影響，迫使台當局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來；同時，要旗幟鮮明地團結島內各種統派力量，與他們就統一問題展開廣泛的民主協商，並從各方面給予大力支持，爭取在台灣島內培養一支反對“台獨”、擁護統一、踐行統一的統一同盟軍。此外，還要高度重視、系統分析美國等外部勢力在台灣問題上的積極和消極因素，尤其是在當前中美大國競爭加劇、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要統籌兼顧、敦本務實，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外部力量，做好美國及相關國家政界、學術界、工商界和輿論界的爭取工作。
（三）經濟路徑：“脫鉤”與“嵌套”之爭將伴隨中美博弈持續較長時間
相對於其它方面，“逼統”戰略在經濟上面臨的挑戰也是非常嚴峻的，操作層面頗為複雜的，民間關於“惠台論”、“窮台論”之間的爭論或許依舊無法平息。2018年以來，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和趕超之勢，美國對華發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戰、金融戰和高科技制裁，並企圖以經濟“脫鉤”對中國大陸進行極限施壓。全面遏制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趕超速度已成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高度共識。中美博弈被民進黨當局視為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方面出台優惠政策引誘大陸台商轉移產能、返台投資，另一方面大肆阻撓陸資赴台，並針對大陸在島內的企業進行封殺，企圖破壞兩岸經貿往來，以經濟“脫鉤”帶動島內社會全面“去中國化”。
兩岸經濟“脫鉤”是中美“脫鉤”的衍生狀態和溢出效應。〔18〕當前，民進黨當局以防範大陸“全面滲透”為由，肆意破壞兩岸和平發展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其對兩岸經貿往來惡意縮限的做法使得兩岸之間既有的合作機制被迫中斷甚至倒退。中美大國競爭的背景下，未來兩岸在經貿領域“脫鉤”與“嵌套”的鬥爭將更趨激烈。為此，一方面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受美國斷供指令逼迫，台積電等台灣先進半導體企業很大程度上會掐住我們高科技企業的脖子，“新南向”政策還會推波助瀾地帶走一批大陸台資企業到東南亞等地投資建廠，“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的願景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充滿信心，民進黨當局“倚美抗中”、押注美國能夠在中美博弈中勝出，顯然是出於政治目的而誤判形勢。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高達40%以上，對於大陸完備的基礎設施配套、產業鏈結構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台灣產業界尤其是醫療和高科技等優勢產業不可能視而不見。無論民進黨當局在政治上如何操弄，兩岸經貿關係並不具備完全“脫鉤”的條件。國台辦數據顯示，2021年1—11月，兩岸貿易總額不降反升，同比增長27.2%，達到2982.8億美元；大陸新設台資企業5923家，同比增長34.7%。兩岸產業合作不斷深化，產業鏈、供應鏈持續穩固。〔19〕總之，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處在世界經濟發展合作的中心位置，強大的市場力量和惠台政策的深化落實將從經濟上為“逼統”戰略的實施創造更多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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