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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兩岸統一風險熱力圖 |
（二）“逼統”戰略的主要特徵
“逼統”戰略可以作為新時期解決台灣問題、推動祖國統一進程的一項戰略規劃，具有全局性、複合性、對抗性、長期性等基本特徵。
1.全局性。所謂全局性就是指大局，整個局勢。就戰略層面而言，主要是指主體層面、基礎層面和主要層面。“逼統”戰略的全局性在於它是從國家層面來籌畫和思考台灣問題的解決之道，需要多部門、跨部門的協作。此外，“逼統”戰略還貫穿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全過程，包括統一前的遏“獨”鬥爭、統一時的兩岸博弈等所有階段，需要妥善處理總體與局部、國際與國內、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的關係。“逼統”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必須站在國家層面的高度去研究。正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計篇》）
2.複合性。複合性不同於複雜性。眾所周知，台灣問題不僅涉及到兩岸關係的歷史與現狀，還面臨來自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涉，其複雜性不言而喻。“逼統”戰略的複合性是指“逼統”戰略既要有助於推進兩岸統一進程，還要有利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這對“逼統”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提出了挑戰。兩岸融合發展是擋不住的歷史趨勢，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既要落到實處，反“獨”促統更要旗幟鮮明。“軟的更軟，硬的更硬”，收放自如、綜合施策，方能以“逼”促談、以融促統。融合發展與“逼統”戰略從本質上說是一體兩面、辯證統一的。
3.對抗性。“逼統”戰略帶有鮮明的對抗性特徵，對“逼統”實施階段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對抗，領導者要有足夠的預判和分析，並為此做好有針對性的基礎建設和力量配置。隨著“逼統”行動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展開，雙方的對抗也隨之展開，對抗的尖銳程度取決於實力的大小以及對實力的正確運用，對抗的結果將反作用於“逼統”戰略的實施，決定了戰略的成敗。為此，必須充分掌握鬥爭的特點和規律，運用正確的方法，揚長避短、精準發力，以達成預期的戰略目標。
4. 長期性。“逼統”戰略的長期性是相對而言的。有學者認為，“如果說大陸方面有沒有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表’的話，至少可以說，最晚應該是2050年前後，同時在此之前解決也是有可能的。”〔7〕即使按照黨的“兩個百年”奮鬥目標這一重大時間節點來計算，“逼統”戰略從制定到實施也衹剩下20多年的時間，這與台灣問題已經70多年的歷史相比顯得並不算長。其實不然，“逼統”戰略不僅著眼於“統”，也著眼於統一之後的“治”。兩岸分離70多年，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社會制度與發展模式之間的競爭即使在統一之後也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得到化解。台灣問題的複雜性、艱巨性決定了“逼統”戰略將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
（三）“逼統”戰略的頂層設計
所謂頂層設計就是站在決策者的高度，設計安排一套長效機制以確保目標能夠最終達成。頂層設計的基本要素通常包括目標、環境、方案和流程。“逼統”戰略的頂層設計必須緊緊圍繞實現國家完全統一這個終極目標，密切跟蹤台海局勢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設計一套既符合台灣問題的歷史現狀，又能切實推進統一進程的戰略體系，並為此制定出科學、可行的路線圖和行之有效的操作步驟。
顯然，“逼統”戰略的終極目標就是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看，雖然“逼統”與“和統”、“武統”的最終目標都是實現統一，但它們在方案的路徑選擇上存在明顯的區別，是三個相互聯繫但又明顯不同的戰略規劃。“逼統”戰略頂層設計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要做到科學化、系統化。“逼統”戰略作為一項切實推進國家統一的重大戰略部署，要以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為指導，廣泛調研，充分論證，科學決策。戰略實施階段涉及多部門、跨系統、多層面，為此要建立體系化工作機制，形成“點、線、面、體”多級聯動、綜合施策的工作局面。
二是要重視法律保障。“逼統”戰略的頂層設計要確保規劃的各項措施從時間和空間上都能得到長效貫徹和充分落實，為此要以法律為保障，重視相關的立法工作。2005年頒佈的《反分裂國家法》有效遏制了“台獨”分裂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震懾了“台獨”分裂分子。但是，在推進統一、落實統一方面，目前我們的法律保障還不夠完善，立法工作還相對滯後，應儘快將有關工作通過立法予以規範。
三是要強調協同配合。制定“逼統”戰略要有全局意識，通盤考慮，要切實發揮我們國家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各項工作向“逼統”聚焦，形成合力。鑒於“逼統”戰略的複雜性和長期性，要力克政出多門、指揮多元、資源分散、效率低下的現象，必須確保統一部署、靠前指揮、行之有效。
三、“逼統”戰略視角下兩岸統一的驅動因素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大背景之下，當前兩岸關係雖然存在諸多挑戰，但解決台灣問題的時與勢始終在推進祖國統一力量這一邊，大陸牢牢掌握著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和主動權，祖國統一大業面臨新的歷史機遇。
（一）中國崛起已成為驅動兩岸統一的新時代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加速了世界範圍內權力結構和國際秩序的變革。美國在疫情中加速衰落，美政府不僅沒能帶領國家走出困境，反而將自身能力缺陷暴露無遺。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9月公佈的數據顯示，在加拿大、英國等13個盟友國家總計13273名受訪民眾心目中，美國的好感度已經降至歷史最低值。相比之下，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使命擔當進一步得到彰顯。世界政治格局和力量構成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東西方兩大陣營力量對比呈現出“東升西降”的明顯趨勢。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說到底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實力競爭問題。中國崛起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明顯增強，無疑將有助於推動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學術界認為，中國崛起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建設現代化強國和實現國家統一，而統一既是目標也是結果。經過四十多年改革開放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2021年中國已經完成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公式計算的GDP總值和經濟總量有望在2026年左右接近甚至超過美國。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應對美國的能力大大提升，包括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的制衡能力也將隨之提高；另一方面，中俄關係、中歐關係將不僅在一種多極化的均衡中實現力量對比的轉移，對它們來說，中國被藉重的分量必將更大，它們會願意與中國一道共同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推動建立和諧世界。〔8〕
（二）兩岸融合發展為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社會基礎
2021年，儘管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利因素影響，兩岸融合發展特別是兩岸經貿合作勢頭總體向好，兩岸貿易額從2011年的1600.3億美元增至2021年的3283.4億美元，10年間翻了一番。兩岸貿易額占台灣外貿比重從2011年的28.6%增至2021年的33%。大陸穩居台灣地區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截至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共計123781個，實際投資額713.4億美元。十年來，新批准台資項目數、吸引台資金額穩定增加，充分表明台商持續看好大陸巨大內需市場、完備產業體系、強大生產製造能力和廣闊發展前景。事實充分說明，無論是民進黨當局出於政治私利的人為設限，還是疫情等突發事件、偶發因素，都改變不了兩岸經貿合作的堅實基礎、客觀需求和不竭動力，更抹殺不了由此為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帶來的巨大利益福祉。〔9〕
2015年以來，大陸20個省市先後設立76個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和示範點，為兩岸青年交流搭建平台，成為台青來大陸實習、就業、創業的重要載體。2018年以來，大陸方面先後頒佈惠台“31條措施”、“26條措施”和“農林22條措施”，為台胞台企來大陸發展提供新機遇，拓展新空間。2022年2月，第24屆北京冬奧會完美落幕，為疫情之下的世界奉獻了一場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北京更成為世界上首座“雙奧之城”。冬奧會期間，共有4名中國台北隊運動員參賽，5名台胞參加火炬傳遞，8名台灣記者參加冬奧會採訪報導工作，10多位台灣藝人參與錄製冬奧會主題歌曲，30多名在京就讀的台灣學生參與志願者服務工作。兩岸同胞共襄盛舉、共享榮光，一起向未來，生動詮釋了奧林匹克精神，留下了“兩岸一家親”的真實寫照。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為統一提供了堅實的經濟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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