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旦跨越了這座分水嶺，就呈現出一種動態，其中不僅包括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還包括社會對巨額財富創造方式的社會性後果的反應。卡爾·波拉尼在1944年出版的《大轉型》一書中指出，市場不僅僅是經濟結構，也是社會和政治結構。
市場和社會之間的這種動態是如何發生的？2%的年增長率意味著每代人的收入大約會翻一番，但隨著新的發明和工藝超過現有的，舊的就多餘了。這種經濟進步是要付出代價的。
正如德隆所言：“這樣的翻一番會推動產業發展，創造大量財富，但它也能摧毀整整一批產業、職業、生計和社區。每代人都摧毀一批，然後到下一代，它還會摧毀另一批。於是生產力的‘硬件’在每代人身上得到重建，因此在社會上層運行的社會學法則也必須每代人都改寫一次。”
現今挑戰更加艱巨
德隆認為，社會如今面臨的挑戰較以往艱巨得多。他說：“我們已經解決了做一個足夠大的經濟蛋糕的問題，或者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然對解決如何妥善切割、分享和品嘗蛋糕的問題毫無頭緒。”
自然，在2022年，任何讀者都會想從這段歷史敘事中瞭解接下來將發生什麼。當前由戰爭引發的能源和通脹衝擊——這是在疫情和金融危機之外的衝擊——意味著，發達經濟體中許多人的生活水平在10年或更長時間裡沒有任何改善，而這些經濟體已經習慣於增長。社會的“軟件”（即協調決策的制度框架）未能跟上1980年後市場對我們的影響，而全球面臨的問題是巨大的。我們的增長率已經從每年2%變為零，從代際翻番變為停滯。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轉折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