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1日電／據光明網報道，數字經濟與數據要素的利用，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在數字經濟發展與“數字人權”問題上，美國奉行雙重標准，竭力通過推行一系列自私短視的科技政策維護其科學壟斷、技術壟斷以及數字霸權地位。美國一方面在全球範圍內對他國和本國進行廣泛監控；另一方面又以“公共安全”為由，不擇手段地打壓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優勢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這種出於政治目的、對合法經營的外國數字科技企業公開進行打壓的行為，嚴重違背了最基本的國際市場公平競爭原則，也有違互聯網開放共享的基本精神，更是典型的美式人權“雙標”行徑。
科技政策還是對外霸淩？
早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政府采取了多種手段來打壓中國科技企業，這些手段包括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調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刑事指控、強制退市等。拜登執政後，借由科技法案排斥外國企業尤其是中國科技企業，其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
2021年6月，美國國會一攬子放出6部針對大型科技平台公司的反壟斷治理法案，旨在遏制大型科技企業力量。此類法案成了美方在全球推行科技霸權、技術壟斷的利器，當然就毫不意外地遭到本土科技巨頭企業的強烈反對。
美國政府多次以反壟斷調查、數據安全調查的名義，要求全球企業提供核心數據。因此，掌握人工智能和數字監控技術的企業淪為美方進行監視和鎮壓的工具，競爭法也喪失其維護競爭秩序的本來功能，反而成為美國維護其競爭霸權的武器。
今年4月28日，華盛頓聯合其西方盟友發布了一項關乎全球互聯網治理的《互聯網未來宣言》，目的不過是重申其在互聯網治理問題上的政策，即以意識形態畫綫，煽動分裂和對抗，破壞國際規則，并試圖將自己的標准強加於人。＜nextpage＞
6月23日，美方發布《保護美國人數據免受外國監視法案》，該法案旨在為大量出境的美國公民的個人數據制定新規則，以確保這些數據不被所謂敵對外國政府使用。法案的發起人之一、俄勒岡州民主黨參議員羅恩·懷登聲稱：“中國公司從數據經紀人那裡購買涉及數百萬美國人的活動或健康記錄的龐大敏感信息數據庫，然後與中國政府分享這些信息，這對我們國家的安全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毫不掩飾該法案所謂的“敵對外國政府”劍指中國。
上述系列法案、科技政策的本質是一致的，即賦權美國政府審查和決定何為“合法但有害”的言論，發展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所謂言論自由；同時對美國攫取他國數據的行為賦予合法性，借保障數據安全之名推行美國監控全球的數字霸權。
維護安全還是侵犯隱私？
美國作為網絡技術的起源地和超級數字平台的集中發展所在，頻繁利用人工智能與數字技術對本國公民與企業進行網絡監控，同時肆無忌憚地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監聽，利用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等領域的優勢地位在國際上推行數字霸權，造成了嚴重的“數字人權”災難。
早在21世紀初，美國情報部門就研發了針對各個通信公司產品的監聽技術。“9·11”事件之後，美國通過數字技術監控國內言論的情況變本加厲。美國還將數字監控的範圍擴展至全球範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數據收集和竊取。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第702條賦予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巨大的權力，允許它們對海外的非美國公民進行無授權的電話和互聯網監控。
即使是作為美國盟友的歐洲國家，在數據保護問題上也并未獲得美方的“優待”。美國與歐盟間的數據傳輸隱私保護協議完全依賴於美國的書面承諾，該協議允許對通過連接歐美的互聯網電纜傳輸的信息進行大規模掃描，批量收集通信簿和手機位置。＜nextpage＞
與此同時，美國部分數字企業在“數字人權”問題上也扮演著不光彩的角色。一些數字企業通過多種方式侵犯私人生活領域，如非法收集用戶個人信息并進行商業利用、大規模洩露用戶個人數據、放任仇恨言論和暴力言論等。
然而，美方卻一再賊喊捉賊，對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污名化攻擊。事實上，華為這樣的公司即便在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設了1500多個網絡，為228家全球500強企業提供了服務，服務全球超過30多億的人口，也沒有發生過一起類似“斯諾登事件”“維基解密”披露的網絡安全事件，沒有發生過一起類似“棱鏡門”“方程式組織”“梯隊系統”的網絡監聽監視行為，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够拿出華為產品存在“後門”的證據。
相反，卻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五眼聯盟”國家一再公開要求科技企業在加密應用程序中設置“後門”，以便執法機構獲得它們認為監管網絡所需的訪問權限，此舉為美國企業和政府獲取用戶個人數據大開方便之門。英國《衛報》認為，“9·11”事件的一大後遺症是，美國成了“監控無處不在”的國家，美國的監控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收效甚微，普通公民被其變成了嫌疑人。而《外國情報監視法》允許美國情報機構跟蹤世界上任何人的電子活動，這被廣泛認為是對世界各地人們的人權，特別是隱私權的侵犯，是對其他國家主權的非法幹預。
今年4月，美國情報官員發布報告稱，聯邦調查局2021年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對美國人的電子數據進行了多達數百萬次的搜索。而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年度報告中更是披露，聯邦調查局對國家安全局此前收集的美國人的數據進行了多達340萬次搜索。美國凱斯西儲大學法學教授科弗警告說：“艾森豪威爾總統曾讓我們警惕軍工複合體，現在我們面對的是監控工業複合體。”
保護數據還是踐踏人權？＜nextpage＞
美國的《互聯網未來宣言》要求簽署國應“根據網絡中立性原則，避免阻止或降低對互聯網上的合法內容、服務和應用程序的訪問”。這種所謂“網絡中立性原則”實質上主要針對的內容卻是國際互聯網上有關俄羅斯和中國的客觀評價，但美國政府卻根據宣言删除了這些不符合美國政策和立場的評論。
美方指責中國數字立法落後。事實卻是，《互聯網未來宣言》及美方科技類法案的諸多內容早已體現在中國多部法律中，如《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例如，該宣言所提到的“承諾促進包容性的互聯網接入，培養數字素養和網絡多元化”，中國現有的法律規定實際上早有覆蓋；該宣言提到的“需要確保一個可靠的基礎設施，促進貿易和應對氣候變化”，中方一系列與環保有關的法律也早已有所規範。
該宣言聲稱“致力於全球的可互操作的互聯網”，但美國卻棄聯合國等多邊平台不用，熱衷於搞各種小圈子，試圖以意識形態畫綫，用集團性的“家法”“幫規”破壞全球性互聯網治理原則。
該宣言聲稱“不應濫用數字技術進行非法監視，獲取個人數據需基於法律并遵守國際人權法”。然而，美國多年來卻通過網絡對全球進行大規模、系統性、無差別的信息和數據竊密，嚴重損害全球互聯網用戶的隱私，踐踏國際人權原則，甚至連一些參與宣言國家的領導人也難以幸免。
該宣言聲稱“要避免使用互聯網進行秘密操作信息活動，破壞別國選舉”。但美國多年來不斷散布虛假信息，肆意幹涉別國內政，甚至顛覆別國政權。
該宣言聲稱“各類企業都可以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生態系統中創新，并憑借自身優勢參與競爭”。但部分國家，特別是美國，卻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濫用國家安全理由，打壓脅迫別國企業，并趁機推行自己不成熟的系統。＜nextpage＞
該宣言聲稱“各國政府應避免影響接入國際互聯網”。但美國卻在全球率先宣布將網絡空間作為新戰場，在有關國家周邊進行網絡軍事力量的前沿部署，危害別國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美國前高官不久前更是公然號召對別國進行網絡攻擊。
該宣言還聲稱“支持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的工作”。但這部宣言炒作供應鏈安全中的非技術因素，人為地將意識形態引入網絡安全問題，很多內容本身就與聯合國制定的規則不符。
很明顯，美方企圖將這部宣言和一系列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法案一起轉化為打擊跨國企業、保護美國數字經濟的利器。宣言和法案基本上都打著“互聯互通、數據自由、反不正當競爭、反對壟斷力量”的旗號，卻制定了嚴格的“言論自由邊界”，并賦予美國政府審查何為“有害內容”的權力。這不僅與互聯網“開放、共享”的精神背道而馳，更是給符合其需要的具有傾向性的媒體提供所謂“新聞自由”的保護傘。借助於該宣言和一系列法案，美國可以肆意打壓全球網民的言論自由，給全球互聯網企業的發展設置諸多障礙。
相較於種族歧視、移民危機、槍支泛濫、藥物濫用等美國社會持續存在的人權問題，美國對“數字人權”的侵犯是一種新生現象，它因數字技術產生而出現，并隨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而影響愈為深遠。與傳統人權問題類似的是，美國的“數字人權”災難同樣深深嵌套於美國的現行體制，并且不僅在短時間內無法解決，更會給全球帶來新的霸權災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