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韓民利用職務之便為陳某謀取了利益。2013年，韓民幫助陳某協調，使某市公安局對陳某之子以及高某某案件撤案並解凍相關銀行賬戶。陳某證言稱其“因此事對韓民十分感激”。
第二，韓民主觀上對“分紅款”的性質具有明確認知。正如韓民在供述中所言，“這是陳某找個借口以投資形式給我送錢，並使我拿得心安理得、不燙手，通過現象看本質，陳某是以投資為幌子，變相向我行賄。”我們認為，陳某與韓民商定以其妻弟名義向某小貸公司“投資”500萬元，並獲得固定“分紅款”，二人之間不具有真實投資的意向，而是以此掩蓋行受賄意圖，該“分紅款”實質上是韓民收受陳某的賄賂款。
第三，韓民的行為系虛假投資。經查，韓民出資的500萬元未投入某小貸公司，而是被陳某用於炒股及個人開銷，所得收益與該公司經營情況無關。且2014年至2018年，某小貸公司總經營業績虧損，未進行過分紅。陳某以“小貸公司投資收益”名義給予韓民的300萬元均來自甲公司。2018年，甲公司陷入危機，在無力繼續支付高額利息的情況下，陳某將500萬元本金提前歸還給韓民。韓民上述只享受收益，不承擔風險的“旱澇保收型投資”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行為。
第四，雙方的“投資協議”系掩飾行受賄的“外衣”。陳某以虛假投資協議為掩蓋，每年由甲公司先將錢款以“應付賬款”形式轉至關聯賬戶，再由關聯賬戶支付給韓民的妻弟，其妻弟收到錢款後再告知韓民，具有一定隱蔽性。綜上，韓民收受陳某的400萬元“分紅款”（其中100萬元未遂），應認定為受賄犯罪。
馬飛：關於100萬元犯罪形態認定問題。受賄既未遂的標準，在於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實現對賄賂財物的控制。司法實踐中，存在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實際收取請托人的財物，而是放在請托人處先行保管、代持的情形。國家工作人員在可以收受財物的前提下，指使、授意由請托人保管、代持賄賂的財物，是對該財物的一種支配和處置，實質上體現了對財物的控制，屬於受賄既遂。而本案情況並非如此，請托人陳某原要支付給韓民的2017年度“分紅款”100萬元，系因其企業經營困難等客觀原因，最終未能支付。也就是說，韓民與陳某就該年度“分紅款”雖然有約定，但並未實際完成結算，韓民也不是在已收取該財物的情況下，與請托人達成合意，由請托人保管或代持該財物，而是由於意志以外的原因，其對該財物自始至終未能實現控制和支配，因此韓民對於該筆“分紅款”100萬元屬於受賄未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