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費孝通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念，用以描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 |
中評社╱題：五四意識形態的百年反思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榮譽教授
【摘要】本文將從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一生思想的轉折作為切入點，反思“五四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本文的主要論點是：中國文化系統源自於《易經》，西方文化則是源自於《聖經》和希臘哲學，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統。五四時期主張“全盤西化”或“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系統其實也衹是一知半解，因此很容易陷入“雙重邊緣化”的危機。港台新儒家雖然盡心竭力想要維護中華文化傳統，但如果未能妥善把握這兩個文化系統的分際，仍然可能使新儒家第三期的擴展遇到瓶頸，而難以為繼。
本文主張：破解“雙重邊緣化”困境，建立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上策是：對於中國文化系統，最少要能把握儒家“道統”的“演化系譜”；對於西方文化傳統，則必須要能夠理解科學哲學的演化系譜。
一、 費孝通的世紀反思
費孝通（1910-2005）是江蘇吳江人，也是最早揚名於國際的第一代華人社會學家。他曾提出“差序格局”的理念，用以描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費孝通，1948）。他認為：西方個人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們的社會組織將他們綁在一起，成為一捆捆的木柴。中國社會的結構好像是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紋發生聯繫。這個像蜘蛛網的網絡，有一個中心，就是“自己”。“這個富於伸縮性的網絡，隨時隨地都是以‘自己’作為中心，這並不是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是一切價值以‘己’作為中心的主義”。
費氏有關“差序格局”的概念雖然指出了中西文明的根本差異，而經常為華人社會學家所引用，但究其本質不過是一種比喻而已，並不是“含攝文化的理論”。它反映出十九世紀末期，西方人類學者對於非西方文化的基本心態。
費孝通早年到英國留學時，受教於著名的波蘭裔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 1884-1942）。馬氏是功能學派的大師，要求學生進入田野從事民族誌（ethnography）研究工作時，必須採取實證主義“主/客對立”的態度，考慮社會及文化建構具有滿足個人的基本需求的那些功能，不必探討文化理念的實質意義。
這種觀點跟另一位人類學家Redcliffe-Brown所主張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正好相反。後者強調：必須考量社會建制跟整體社會運作之間的關係。馬林諾斯基的研究策略或許可以用來研究原始社會，但要用它來研究底蘊深厚的華人文化，就顯得有所不足。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費氏曾經被打入牛棚，不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1979年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費氏受到重用，一度出任政協副主席，在大陸致力於發展經濟的時代，他宣稱自己所做的學術工作是“志在富民”，晚年則一再強調中國社會學者必須要有“文化自覺”。
他逝世之後，周飛舟（2017:147）寫的一篇文章，很清楚地指出他晚年思想的轉向。1984年，費孝通寫過一篇〈武夷曲〉，稱自己對理學和朱子“自幼即沒有好感”。在1989年的另一篇散文〈秦淮風味小吃〉中，費孝通還語帶諷刺地說：
試想程朱理學極盛時代，那種道貌岸然的儒巾怎能咫尺之間就毫不躊躇跨入金粉天地？……時過境遷，最高學府成了百貨商場。言義不言利的儒家傳統，在這裡受到了歷史的嘲笑。……我倒很願意當前的知識分子有機會的都去看一看，這個曾一度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費孝通，1989：p271-274）
1989年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十年。在那個時代，費孝通還保有本書第一章所說的“五四意識形態”，認為“言義不言利”的“儒家傳統”是“曾一度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也因此為傳統書院改成“百貨商場”喝采叫好。可是，到了2003年，他對儒家文化傳統的態度，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中，宋明理學反倒成為費孝通心中社會學擴展界限的關鍵：
理學堪稱中國文化的精華和集大成者，實際上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鑰匙。……理學的東西，說穿了就是直接談怎樣和人交往、如何對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道理，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今天社會學所謂的“機制”和“結構”，它直接決定著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
我們今天的社會學，還沒有找到一種跟“理學進行交流的手段”。理學講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特殊的方法論的意義，它是通過人的深層心靈的感知和覺悟，直接獲得某些認識，這種認知方式，我們的祖先實踐了幾千年，但和今天人們的思想方法銜接，差不多失傳了。（費孝通，2003：p461-463）
費孝通早年受到“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迷信“實證主義”式的“科學主義”；改革開放後“復出”，仍然認為：儒家文化傳統是“封鎖我們民族的知識牢獄”。到了晚年，才清楚看出：儒家文化傳統的重要性，而呼籲中國知識分子要有“文化自覺”。他同時瞭解到：要找出中國社會運行的“機制”和“結構”，必須要有“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方法論”。
費孝通晚年的反省，已經指出中國本土社會科學發展的大方向。儒家思想發展到宋明理學，確實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精華和集大成者，它也是探索中國人精神、心理和行為的一把鑰匙”。理學所講的“關係論”，就是在談“怎樣和人交往、如何對待人、如何治理人、如何塑造人的過程”，這就是中國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談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今天社會學所講的‘機制’和‘結構’，它直接決定著社會運行機制和社會結構”。
二、 朱子的未竟之志與西方的崛起
1、《四書》的正統地位
我們可以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明朱子發展理學並且以之作為基礎編注《四書》的重要意義。儒家經典，最早見於《莊子·天運》，孔子對老聃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這“六經”，是先秦儒家教學的材料，俗稱“六藝”。
西漢後期，其中《樂經》已經佚失，其他五種著作俗稱“五經”，立有“五經博士”，並收納弟子員。到了東漢，《後漢書》和《三國志》已經有“七經”的記載，但卻沒有說明其內容。唐代以《禮記》、《儀禮》、《周禮》取代《禮經》，並將《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列為《春秋》三傳，改“五經”為“九經”，立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
到了宋代，宋太祖偃兵息武，重用讀書人，奠下儒學復興的契機。朱熹（1130-1200）是儒學第二期發展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在道教傳奇人物陳摶（872-989）《龍圖易》的影響之下，他綜合北宋四子對於大易哲學的“易理派”詮釋，以及邵雍（1012-1077）的“象數派”思想，而發展出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同時以之作為基礎，編訂《四書章句集注》。
當時的儒家經典以既有的九經，再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三經，其內容已經十分龐雜。《大學》和《中庸》原本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朱熹將之取出，又將《孟子》從“子”部取出，使其列於“經”部，跟《論語》一起合稱“四書”，並加以註釋。
宋亡於元之後，元仁宗（1825-1320）接受其儒師王約的“興科舉”的建議，於皇慶二年（1313）下詔，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所有參加科舉考試者的指定用書，並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釋的《五經》作為漢人科舉考試增釋科目的指定用書，確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對中國後來的歷史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2、“良知理性”的分裂
任何人做一件事，必然有他的意圖，也可能有他自己意想不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朱熹之所以會作出這樣的調整，主要是因應外在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變遷：先秦儒學以《詩》、《書》及六藝教授弟子；漢代古今文經學側重“三綱五常”；到了魏晉南北朝，政治動盪，社會不安，佛、老盛行。魏晉清談源自易、老、莊三玄；隋唐佛學則是以譯經及自造的經典作為基礎。在這樣的時代衝擊之下，朱熹主張通過“道問學”的途徑，來達成“尊德性”的目標；希望通過“窮事物之理”，來尋求“理”的客觀準則，以建立“理學”，所以決定以“四書”取代“五經”，將先秦儒家思想打造成首尾一貫的“文化系統”，其重點則在於培養儒家的“士”。
然而，朱熹對於儒家經史的注釋，卻很難讓人以“文化系統”的整全方式，來理解儒家思想的內在理路。結果北宋以來，程朱一系的儒家學者試圖說清楚儒家的文化傳統，發展出以“道問學”作為中心的“理學”。陸王一系的儒者卻認為他們的論述過於支離瑣碎，而主張“知行合一”，發展出以“尊德性”為主的“心學”，中國人對“良知理性”的理解，也從此分裂為二。
3、西方的崛起
在同一時期，西方文明也邁入快速發展的時代。古羅馬帝國是實施奴隸制的多神教國家，基督教原本是讓奴隸獲得“精神救贖”的宗教。西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遷都君士坦丁堡。西元392年，迪奧多西一世定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到了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羅馬。由於北方蠻族的不斷入侵，以及人民起義，西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並分裂成許多封建王國。
西元第七世紀，阿拉伯人勢力崛起，佔領耶路撒冷。西元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從西羅馬帝國滅亡到東羅馬帝國覆滅將近一千年之間，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e），和同一時期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前後東征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現代科學開始萌芽。到了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歐洲科學更是快速發展，伴隨著產業的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