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4日電／實現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發展與進步的顯著標誌，是世界近代以來各國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成功探索，既遵循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又立足國情具有鮮明自身特色。國家屬性和世界意義，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涵、方向與貢獻的兩個視角。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國家屬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正是在追求實現這些目標使命的歷史進程中，黨團結帶領人民探索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國家屬性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其特點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根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各個階段和國家治理各個環節，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充分發揮組織體系嚴密的強大優勢，有效調動包括國家、市場、社會和人民群眾在內的各類主體和各類要素資源。在黨的領導下，各類組織有效開展分工協作，最大限度減少目標衝突，保證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遠至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展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推進改革開放、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近至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重大戰略成果、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領導都是根本。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高度自覺和組織動員能力的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巨大成就。同時，黨在實踐中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第二，以現代化普遍規律和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為遵循。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世界現代化潮流中，結合本國發展道路、資源禀賦和歷史方位探索形成的。與諸多國家現代化路徑類似，中國式現代化體現為經濟上的工業化、社會生活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多樣性以及人民生活福祉的提升，同時，其內涵又與社會主義制度屬性和中國國情緊密相連。例如，在政治領域，將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最根本任務，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在經濟領域，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兼具經濟現代化一般元素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特殊性的發展綱領，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文化領域，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不斷提升人民文明素養和社會文明程度。在社會領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經濟建設成就轉化為人民福祉，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加強社會建設。在生態領域，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第三，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願景。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並主張通過發展的辦法解決發展進程中的問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經過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基本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發展階段新變化，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確定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之一。實踐中，我們黨把促進共同富裕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高度統一，強調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這一願景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目標使命高度一致。
第四，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路徑。改革開放以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我國積極引入現代國家治理的組織和制度元素，推進中央與地方關係改革，向地方放權，向社會讓利，為經濟社會發展奠定重要制度基礎。進入新世紀，為解決以政府為單一主體開展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的問題，將部分公共服務生產和供給職能交由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承擔，同時在政府內部建立以目標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績效評估工具，不斷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近年來，我們積極擁抱數字時代，推進系統性的政府數字化轉型，探索形成了諸如“最多跑一次”“城市大腦”“一網統管”等全球領先的國家治理和公共管理創新。疫情期間，政府部門運用數字技術開發了健康碼、行程碼、五色圖等“精密智控”工具，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疫情有效防控和經濟社會生活重啟，體現了中國不斷躍升的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第五，以多重目標下的調適與平衡為邏輯。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充滿風險與挑戰，任何一種目標的設定都可能影響到相當於一個獨立國家人口體量的群體。為彌合諸如安全、穩定、發展等多重目標可能帶來的衝突，我們黨在實踐中探索出一系列平衡不同群體、不同時間目標需求的機制做法，有效提升了超大體量國家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縱向維度，積極探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以政策試點方式尋求普遍性政策目標的解決方案，以鼓勵地方創新的方式激發治理活力，同時，充分發揮各級人大、政協在匯集社情民意和治理智慧上的作用，將更多地方治理經驗吸納至國家治理體系之中，更好實現國家治理的適應性調整。在時間維度，運用黨管幹部優勢，確保領導幹部有限任期下主要治理目標的相對穩定和屬地治理目標的相對靈活，同時，通過編制五年規劃確立較為穩定的中長期目標，並給予地方設定短期目標的相對自主權，確保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相統一。這種在多重目標下調適平衡的行為邏輯，是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不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行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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