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負清單”之外，隱藏負擔依然存在
周洪宇介紹，上世紀90年代，我國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已經暴露出來，“中小學教師被計劃、總結、表格擠占了太多教學時間，甚至有教師說只有1／6的時間用來投入教學”。截止到本世紀初，教師的工作負擔主要來自學生的學業。
近年來，隨著教師內部訴求和外部需求的變化，他們更累了。在地方，教師常常是寶貴的人力資源，於是有的鄉鎮政府將教師納入管理體系，並安排不少與教學工作毫不相幹的社會工作。一些需要“深造”的教師忙於各類培訓、考核，而教師獎懲規定政績化、數量化、非專業化、行政化的傾向更增添了這個群體的壓力。
近年來，上述情況在政策層面得到了關注，但現有的教師減負政策還未獲得社會全面支持和參與。截至2021年2月底，全國已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列出“清單”，嘗試為中小學教師“減負”。然而，“減負清單”之外，隱藏負擔依然存在，實施過程中存在“此減彼增”、減負的“度”把握不准、“減負清單”實施的監督力度不足等現象。
例如，某些省份中小學教師“減負清單”減去了應付教育系統外檢查的負擔，但針對教育系統內部的檢查，情況基本沒有實質性變化，使減負效果不明顯。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增加了一線教師的日常工作內容，如填報大量學生及家長健康信息、傳達上級疫情防控要求等。一些學校要求學生在入校前上傳本人及同住家長的健康碼、行程碼，由教師逐一核對、提醒家長填報及幫助糾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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