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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 |
中評社北京11月12日電／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根據中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與時俱進提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是塑造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釐清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對於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把握其深刻內涵，積極推進其落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經濟循環再審視：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研究員王一鳴文章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再生產是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循環過程。經濟活動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從而實現循環流轉。如果經濟循環順暢，物質產品就會增加，社會財富就會積聚，人民福祉就會改善，經濟實力就會增強，從而形成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如果經濟循環不暢，經濟運行就會受阻，增長速度就會下降，社會財富積累就會減緩，人民福祉就會受損，各類風險就會集聚。根據經濟活動的覆蓋範圍，經濟循環可以區分為基於國內分工的國內經濟循環和基於國際分工的國際經濟循環，而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間又是難以切割和緊密聯繫的。
其一，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
只有暢通國內經濟循環，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堵點，消除各個環節循環的瓶頸制約，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關係，實現更高水平上的經濟動態平衡，才能始終保持發展活力和動力，不斷增強經濟競爭力和發展韌性，從而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在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生產環節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對整個國民經濟循環具有決定性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生產居於社會經濟活動的核心環節，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分配、流通、消費，也決定著不同環節的關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高水平的生產取決於高水平的科學技術。當前，提高生產水平和保障生產環節暢通運行的重要條件是關鍵核心技術自主供給。在外部環境深刻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科技創新的短板暴露出來，主要是原始創新和底層技術供給能力不足，高端芯片、工業軟件、核心零部件、基礎材料等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凸顯，對生產循環形成瓶頸制約，迫切要求增強原始創新能力，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實現自主可控，推動科技創新在暢通經濟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直接影響生產環節，對暢通經濟循環有重大影響。近年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的位勢明顯提升，產業鏈本地化程度提高，但中國產業鏈整體上仍處於價值鏈中低端，在產品質量和性能上，在核心零部件、高端裝備的精度、穩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壽命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仍處於產業鏈不完整狀態，對全球資源的整合和控制力也不足，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深化的背景下，中國產業鏈不穩不強不安全的矛盾趨於突出，短板和風險逐步顯現，迫切要求強鏈補鏈，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
分配環節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紐帶，直接關係到擴大消費和釋放內需潛力。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於生產。合理的收入分配，既能提高生產效率，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又能促進居民消費，釋放內需潛力。中國收入分配體系建設已取得積極進展，但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再分配機制尚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仍有待規範。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有效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城鄉區域收入差距是影響經濟循環的重要因素，最根本的是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促進城鄉區域要素自由流動，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流通環節是有效銜接從生產到消費各環節的“大動脈”，是暢通經濟循環的重要基礎。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流通效率和生產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國民經濟總體運行效率的重要條件。高效的流通體系能夠在更大範圍把生產和消費聯繫起來，擴大交易範圍，推動分工深化，提高生產效率，促進財富創造。近年來，中國流通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國家骨幹流通網絡逐步健全，流通領域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環境顯著改善。但同時，中國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的中間環節仍然過多，不同運輸方式“最後一公里”沒有完全打通，還存在不少斷點、堵點。要加快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優化綜合運輸通道布局，加快形成內外聯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網絡，完善現代商貿流通體系，推進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增強對國民經濟循環的支撐能力。
消費環節是經濟循環的終點也是新起點，是釋放內需潛力的主要著力點。通過擴大消費建設完整的內需體系和強大國內市場，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對於暢通經濟循環具有引領作用。中國消費市場潛力巨大，城鎮人口超過歐洲總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超過美國總人口。但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的影響，市場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這就要求著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切實減輕居民的生活壓力，使人們願消費、能消費、敢消費。近年來，中國消費升級和變革加快，呈現商品消費高端化、消費結構服務化、消費方式網絡化、消費產品智能化等新趨勢。要適應消費升級和變革新趨勢，推動生產環節更好適應消費需求的新變化，優化產品結構，增加優質服務供給，加快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和服務保障能力建設，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必然選擇。
馬克思主義國際分工理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演進過程。國際分工的產生與發展深刻內含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成發展過程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散，推動各國交往和相互依賴程度不斷深化。國際分工客觀上是人類歷史的進步力量。首先，國際分工作為一種與機器大工業和世界生產體系相適應的世界性生產組織形式，有利於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化，有效節約總的勞動時間，提高生產效率。其次，國際分工有利於發揮各國的資源優勢，將各個生產環節的成本盡可能降至最低，從而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與此同時，國際分工也造成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分化，發達國家依靠資本和先進技術進行工業品生產，欠發達國家大多局限於農業生產和資源采掘等低端生產領域。因此，國際分工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國際分工使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知識和技術的擴散效應使欠發達國家通過學習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和技術，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的國際分工則呈現出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以落後國家為外圍的基本格局，這種“中心—外圍”格局是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分工體系繼續深化，但並沒有改變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格局。發達國家對全球經濟體系的主導主要表現在兩個基本方面。在供給層面，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和技術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資源等初級要素相結合，從而降低成本並獲取高額利潤。在需求層面，發達國家推動的國際分工深化，為世界經濟繁榮和財富積累創造了條件，但同時也推動財富和利潤向發達國家集中，加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進而使發達國家成為最終消費市場，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依賴發達國家市場，通過發展加工貿易並向發達國家市場出口而參與到國際分工體系中去。同時，也要看到，國際分工不斷拓展並突破既有邊界，也為超越現存的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重構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經濟體系開辟了現實道路。
改革開放後，中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在傳統國際分工格局下進行艱難的工業體系建構、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極大地提高了綜合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中國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在推動世界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勢。在供給層面，中國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產業體系，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加快了資本積累，外匯儲備逐步增長，中國已成為對外投資國，在部分領域也成為重要的技術輸出國。在需求層面，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逐步顯現，已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世界多數經濟體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明顯提高，中國與世界之間的經濟聯繫正在悄然改變。麥肯錫相關報告指出，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相對有所上升，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則相對降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逐步成為全球重要的最終消費市場，改變了既有的全球市場格局。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加速擴大，並與美歐等最終消費市場形成此長彼消關係，將推動中國從參與全球經濟體系轉變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舞台，進而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並在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其三，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推動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
在經濟全球化和價值鏈分工時代，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國早已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體系，國內經濟循環離不開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配合，產業技術進步也離不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封閉起來脫離世界主流，只會拉大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構建新發展格局，既要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也要堅持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繫互動。
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充分利用和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把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作為重要支撐。建設強大國內市場，鞏固和增強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促進中國成為虹吸全球優質高端要素的引力場，使國際循環更有效提升國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將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力，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不斷邁上新的台階。與此同時，中國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有利於提升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在引領和推動經濟全球化中彰顯大國擔當和責任，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中國發展格局的演進：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歷史邏輯
文章表示，經濟發展總是階段性推進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應著不同的內外環境和發展條件，進而形成不同的發展格局。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十分嚴峻。從國際看，在美蘇“冷戰”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的背景下，中國不可能參與到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去，開展國際貿易和對外經濟活動的空間十分有限。從國內看，中國經濟基礎極為薄弱，工業部門殘缺不全，技術水平十分落後，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生產和消費都基本立足國內，因而也形成了國內循環占主導的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後，隨著全球市場加速整合為一體，經濟全球化進入高潮期，為中國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中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效促進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上世紀80年代後，中國從設立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起步，逐步擴大對外開放。1988年，中央提出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利用中國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與國際資本和技術嫁接，發展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這對發揮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填補儲蓄和外匯“兩個缺口”、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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