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當前的中日經貿關係已經達到非常緊密的狀態，這種經濟上的連結也能有效制約日本在台灣問題上採取過分的行動。2020年，中國再度成為日本最大的對外出口國。尤其是2020年疫情爆發到今年春季，疫情衝擊下的日本經濟持續下滑，對中日經貿的依賴程度大大加深。據報道，2021年1－4月，日本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1134.6044億美元，同比增長23.23%。其中，日本對中國出口525.8275億美元，同比增長29.55%；日本自中國進口608.7769億美元，同比增長18.24%。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逆差82.9495億美元，同比下降23.87%。中國仍是居於美國之前的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日本經濟界人士也公開表示，日本經濟的恢復不能離開對華貿易。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對日本政府在政治上提升對台介入程度上亦是一個巨大的制約因素。
第四，2020年11月15日簽署的RCEP主要是在中日的共同默契下得以實現的。RCEP的簽署對中日兩國以及所有成員國都是利好的互補的，這也是中日經濟互利合作的很好體現，也從形式上實現了中日雙邊的自由貿易。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曾表態，要積極考慮加入日本主導的CPTPP。由此，中日經貿關係未來或會出現進一步密切化的趨勢，這絕非日本一些政治家可以阻擋的。因為日本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力量對政治的影響力亦是很大的，而持續提升的中國經濟與龐大的市場更是日本離不開的。
第五，日本對台政策或者日台關係短時期之內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更絕難走向“突破性”發展。日本想藉助提升對台關係謀取利益，民進黨當局也想提升對日交流撈取“台獨”資本，但是這兩者經常發生對撞，雙方的利益取向並不一致。比如，台灣想同日本直接進行安保方面的對話、更想爭取更多日台經濟合作空間，如加入日本主導的CPTTP等，但日本均未允諾。另外，日台之間的諸多難題如福島五縣食品解禁問題、沖之鳥礁漁權糾葛等依舊沒有得到解決。對於日台政治家來說，蔡英文第一任期的日台關係很不“理想”，那麼接下來的第二任期又如何？
第六，目前美日同盟、美澳同盟以及印太同盟等雖以遏制中國為戰略目標，但這類冷戰性質的同盟存在一些結構性缺陷。美日美澳之間雖然在某些方面達成了一致意見，但相互利益訴求矛盾，尤其是基於多種因素，印度與美日澳的關係遠遠達不到鐵板一塊的狀態。美國的真正意圖是要建立多個遏制中國的排他性區域集團，以所謂維護“台海和平”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最終遏制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發展。簡言之，當下的國際嚴峻形勢已進入最跌宕也是最凶險的階段，對我們的大國外交能力提出了深度考驗。合縱連橫、縱橫捭闔，藉助傳統辯證思想，分析虛無與實有的關係，深刻領悟“遠交近攻”背後的戰略原則，務必贏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時機。
綜合以上幾點，我認為，日本對台政策不至於馬上出現具有“實質性”的、嚴重破壞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突破性”進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