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9日電／在罕見地提出運用好降准、降息以及再貸款等貨幣政策手段的同時，最新一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特別強調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這就意味著為形成疫後更充分的經濟提振，貨幣政策的寬鬆砝碼與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還會繼續加大。
國際金融報發表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張銳文章分析，由於財政支出的輻射能力與觸及範圍比較有限，接下來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財政政策如何選擇好方向與目標，對此，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傳統動能，基建投資無疑要納入棋盤之中，而且鑒於新老基建會形成較大的資金需求口徑，相應地為了增強由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以及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共同構成的財政有效供給，筆者建議在提高中央財政赤字率的基礎上，將國債發行量由前一年度的0.8萬億元擴大至1萬億元，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由前一年度的2.1萬億元提升至3.1萬億元，同時必要時重啟專項建設基金以及長期建設國債等債務品種。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另一架馬車，出口同樣也要受到財政政策的激勵與護衛。相比於新冠疫情在國內蔓延使企業出口遭遇階段性抑制，疫情的全球性肆虐叠加出第二波衝擊對出口構成的壓制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因此，為了防止出口不出現大尺度的脫軌，在降低傳統企業出口通關費用與提高出口退稅水平的同時，財政政策還應在減免跨境電商出口增值稅與消費稅、免除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內銷稅款等項目上展開深度作業。
文章指出，需要強調的是，消費對於國內經濟增長動能的貢獻率占了57.8%，新老基建、房地產投資、企業廠房設備投資在內的所有新增資本形成的貢獻率只有31.2%，剩下的就是出口貢獻率；另外，按照支出法計算，在GDP增量中，投資比重已經降為17.2%，消費比重則上升到66.9%（其中居民消費比重為49.5%）。更要注意的是，雖然新老基建都能夠在拉動經濟回升中助一臂之力，但以“鐵公基”為代表的老基建最近幾年其實一直維持著投資擴張較高水平，算上包括5G等在內的新基建，總體基建所能產生的投資新彈性可能不會太大，固定資產投資已經難以勝任“挑大梁”角色。出口方面，短期與長期所面臨的不確定與變數太多，而且基本恢復到常態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部環境，對此自然不能寄予厚望。因此，實現穩增長與保就業，財政政策著力的點位應當聚焦於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
儘管受疫情影響，今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出現萎縮，但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一季度人民幣住戶存款增加了6.47萬億元，同比淨增0.4萬億元，雖然說全部儲蓄不可能都轉為消費，但至少形成了可觀的消費預期；當然還可以樂觀地看，就是14億人的消費大市場還在，中產階層陣容不斷擴容，直播帶貨、線上采買、無接觸配送等新消費業態層出不窮，物流系統日臻健全與完善，因此，只要政策引導及時與對頭，消費依然可以獲得相應激發與釋放。
文章認為，值得肯定的是，作為疫後刺激消費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陸續推出的消費券的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時存在附加條件過多、力度不夠大、碎片化以及後勁不足等問題，對此，建議在全國範圍內實施消費激勵計劃。一方面，中央政府可單獨向中低收入群體以及因疫情失業的群體一次性發放一定面值的現金券，這部分人群恩格爾系數一般較高，不受消費標的限制的現金券很容易轉化為購買力；另一方面，由中央財政統籌、地方財政參與，面向所有人群發放一定額度的消費券，探索消費補貼“一城一策”的落地方式。再者，在拉動傳統消費的同時，財政也要側重對新能源汽車、5G手機等新消費的補貼，而由於這類產品消費遷移群體主要集中於城市中等收入階層，因此建議對正在推進中的個稅年度匯算清繳政策作出及時性調整，如提高補稅額度，降低退稅標準。為了防止消費補貼與退稅資金變成增量儲蓄、個人投資或者閑置不用，政策上可要求消費者提供規定期限的消費實物與原始票據，否則一律作廢與全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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