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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在穗台胞社會融入樣本基本變量描述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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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在穗台胞社會融入樣本總體情況描述一級/二級指標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過理論研究確定指標框架，編制了調查問卷和訪談提綱,開展實證研究。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工作於2019-2020年主要通過在廣州地區組織多次台胞座談會或各台協會議等進行現場發送的形式完成,並隨機選擇台胞進行訪談。共回收問卷319份，剔除其中有漏答的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313份,訪談台胞27人。問卷統計分析數據如表2。
表2：在穗台胞社會融入樣本基本變量描述性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需要說明的是，政治傾向指標中選擇“泛綠”頻次極低。鑒於研究者的大陸背景，很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泛綠”樣本選擇了“不表態”或“中立”項。
四、在穗台胞社會融入現狀的實證調研
按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的5點法,社會融入程度“非常低”、“比較低”、“一般”、“比較高”、“非常高”的取值區間分別是：[0,1.00)、[1.00,2.00)、[2.00,3.00)、[3.00,4.00)、[4.00,5.00]，數值越大表示社會融入程度越高。本次調查所獲樣本在整體社會融入程度的均值為3.92（標準差0.73），大體上可以認為，當前台胞在廣州的總體社會融入程度比較高。總體情況描述見表3。
表3：在穗台胞社會融入樣本總體情況描述一級/二級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一）經濟融入程度比較高，但經濟融入信息渠道單一
1.經濟融入程度較高
在經濟融入方面，該維度數值越大表示台胞在大陸能夠獲得越優良的就學、就業與職業發展前景。本次調查所獲樣本在經濟融入這一維度的均值為3.90（標準差0.71），且僅有5個樣本得分低於3分。表明當前在穗台胞的總體經濟融入程度比較高，且在“非常高”方面表現出了強烈的傾向（共有148個樣本得分為4分，佔總樣本量48.05%）。
2.發展指標不均衡
在“發展觀感”、“就學/就業機會”、“未來期望”這三個指標中，“就學/就業機會”的得分最低，為2.62（標準差0.73）。通過對有效問卷的進一步分析發現，台胞獲得就學/就業信息的渠道比較單一（共有165個樣本得分為2分，占總樣本量52.72%；101個樣本得分為3分，占總樣本量32.27%）。大多數台胞主要通過“朋友介紹”的方式獲得就學/就業信息，少有通過“單位招聘”、“網絡與新媒體”和“自行投遞簡歷”等其他方式獲得信息，這可能極大削弱了台胞獲得在大陸就學/就業機會的可能性。訪談中發現,許多台胞,尤其是台灣青年表示在這裡找工作受到一定限制,主要是政府機構和國企等，甚至在參加一些民企面試時也因其台籍身份而受影響。在高校就業的台胞普遍反映在其教師資格證認定和組建課題合作團隊、獲得課題立項和在大陸發表研究成果上存在很多困難。也有人反映子女入讀當地優質公立中小學不易。
“發展觀感”、“未來期望”都獲得了“非常高”的得分，前者為4.14（標準差0.75），後者得分4.13（標準差0.75）。這意味著對於那些能夠獲得足夠信息的台胞而言，不管是對於廣州基礎建設與治安環境的觀感，還是對於自身在廣州的未來發展前景，都有著非常高的評價和期待。
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基礎建設的完善，大陸巨大的市場與相對有效的治理，已經能夠為台胞提供公平、甚至比較優越的就學、就業與職業發展前景。但目前大多數台胞——尤其是台灣青年——還主要依靠各自人際關係網絡獲取信息，缺乏多元和完善的信息傳播渠道，就業發展還不理想。
（二）生活融入程度比較高，但社會/政治參與程度偏低
1.生活融入程度較高：在生活融入方面，該維度數值越大表示台灣青年越能夠適應在大陸的生活。本次調查所獲樣本在生活融入維度的均值為3.73（標準差0.73），因此當前台胞在穗的生活總體融入程度比較高。融入程度“非常低”和“比較低”的樣本僅占總體的3.19%。不過訪談中許多台胞表示，因台胞證不是18位數,在購買和修改機票、車船票和住宿上以及申請銀行貸款等方面不便,不能在網上便利進行,即使辦了台胞居住證也依然存在這些問題,僅是在大城市辦理時有所改善。
2.社會/政治參與程度有待提高：進一步考察三個指標可以發現，台胞在“社會/政治參與”指標上得分最低，但也得到3.21（標準差1.20）的分數，仍處在“比較高”的區間當中。而“日常習慣”、“人際交往”都獲得了更高的得分。如果考慮到有80%左右的樣本年齡段處在30-39歲之間，那麼可以合理推斷，對於這些正值壯年的台胞來說，能夠相對容易地將自身投入到所在城市的人際關係網絡和社區活動當中，並且能夠熟練使用大陸各類生活硬件、軟件，如微信、支付寶、美團、滴滴等等。換言之，共通的語言和文化環境，相對便捷的日常生活條件，有效地促進了台胞在廣州的社會融入。
（三）文化融入程度比較高，但價值觀和節日風俗認可度偏低
1.文化融入程度較高：在文化融入方面，這一維度數值越大表示台胞在大陸能夠更好地接受在陸居住城市的語言、風土人情、社會理念與社會規則。
2.價值觀與節慶認同不足：從“語言”、“服飾”、“飲食”、“價值觀”、“節日風俗”、“社會規則”這六個指標來看，價值觀和節日風俗的得分最低。
一個有意思的觀察是，儘管台胞對所在大陸地區的價值觀認可度並不那麼高，但卻對當地社會規則表現出了較高的接受程度。這說明台胞在並不那麼瞭解或認同當地價值觀的情況下，仍然理解而且願意遵從所在地區的正式制度安排和人情世故甚至社會潛規則。這一方面自然意味著台胞對當地文化的尊重和瞭解，但同時也可以解讀為台胞群體的實用主義傾向：儘管不那麼認可，但在需要的時候能夠順應乃至容忍特定規則。
綜上可見，隨著人口流動和經濟發展，地區之間的差異不斷減小，相互之間的容忍程度則不斷上升。在文化融入方面，淺層次的文化指標如語言、服飾、節日風俗、飲食習慣等方面的區別不會影響台胞在大陸的社會融入；但在深層次的文化指標方面，對於年紀較長的台胞而言，儘管仍然不能（可能永遠無法）排除他們接受在地規則背後的功利主義動機，但相比於受過良好教育的剛畢業台灣青年來說，經歷更加豐富的他們更有可能認同代表共同發展未來的多項當地價值觀，或者至少能“偽裝”得更好,以便獲得周圍交往人群的接納。
（四）心理融入程度非常高，對於廣州的歸屬感非常強烈
1，心理融入程度高：在心理融入方面，該維度數值越大表示台胞對所在大陸居住地的歸屬感越強。儘管衹有遷居當地的意願得分為“非常高”，但心理融入維度的總體得分還是落在了“非常高”區間。也就是說，台胞對於廣州的歸屬感非常強烈，不僅願意關心當地發展，還願意為此付諸行動。這一結果頗為令人意外，與本項目一位研究者2016年參與的另一項調查⑦的結果差別很大（其樣本涵蓋多個省市）。其原因應是廣州自身的地緣、氣候、經濟結構、物產、飲食和生活習慣等與台灣地區相似，經濟發達、文化深厚、開放包容等，最早成立台協等支持其組織化經濟、社會融入，令台胞在此生活、工作、發展更為便利，獲得了他們的認同。
2.對當地的關心程度不足：深入考察各個指標可以發現一些值得關注的情況。在“對當地的關心程度”這一指標中，卻表現出了有趣的反差：相比於其他指標，這一指標表達了十分強烈的“一般”傾向，有35.78%的樣本落在“一般”區間，與落在“比較高”區間的樣本數幾乎一致（38.66%）。對此現象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處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台灣青年學生對於價值觀、意識形態等理念層面的追求更強；而青壯年台胞則更為務實，對當地的情感體驗，可能來自於廣州自身的飛速發展和發達程度,使其對當地優越市場與龐大機會產生的渴望，儘管還沒有內化為發自內心的“鄉情”，也還沒有產生穩固的身份認同。
五、在穗台胞社會融入結果的啟示
訪談表明，大陸通過改革開放，不斷做好自己的事情，取得偉大的發展成就，獲得了台胞的高度認同，成為吸引台胞前來發展的重要因素，他們願意讓子女繼續在這裡生活發展，也表明他們大多數對大陸的制度和未來發展具有信心。
雖然在穗台胞社會融入總體較好，但也存在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涉台部門重視。為了能夠更加準確地對這些問題進行考察，本研究從四個維度、16個具體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入手，進一步評估在穗台胞的社會融入現狀與問題。
(一)社會融入程度比較高，但認同和歸屬感不足
總的來看，台胞在廣州的社會融入程度比較高，但還沒有表現出發自內心的認同和歸屬感，表明台胞群體大多是在大陸的“實用主義住客”。說他們是“實用主義”的，是因為台胞在大陸的社會融入還主要基於工具上的需要，尚需進一步拓展為認知上的親近性與情感上的認同感；說他們是“住客”，是由於廣州良好的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吸引他們的工具理性選擇，足以促使他們產生海外華人移民那種扎根的決心，他們願意長期在大陸生活發展，而且也願意讓自己的後代在此扎根，不僅希望獲得當地人的社會福利同等待遇、機會，也想得到專門惠台措施的更多優待。
從社會融入的四個維度上來看，在經濟融入上，他們意願很高，但渠道較少；在生活融入上，他們能夠適應，且願意參與；在文化融入上，他們雖不都認同，但能夠接受；在心理融入上，他們有一定歸屬，但不那麼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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