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試論民粹式直接民主的內在缺陷 作者：許川（南京），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摘要】西方民粹式民主的核心話語是所謂的“直接民主”，其是民粹主義者對西式民主改造的“美好願景”，它期冀通過“人民”對政治事務的直接參與或控制以達到所謂的人民當家做主。換言之，民粹主義者將所謂“直接民主”當作是治癒西方社會一切問題的萬靈藥丹。在他們看來，所謂“直接民主”是糾正當前西方社會民主赤字的最佳選擇，其最常見和最重要的形式便是公民投票。然而，民粹主義對所謂“直接民主”的過度幻想和簡單化操作，使得原本差異並存的西方社會被撕扯為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西方魅力型領袖進行威權統治的護身。以民粹為內核的所謂“直接民主”，背離了自由民主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原初意涵，是對人民當家做主的措置與亂用，無疑它增加了西方社會失序甚或失控的多重風險。
近些年來，新一波的民粹主義運動浪潮在全球興起，許多民粹主義領袖或其政黨通過既有的選舉制度進入權力中心甚或上台執政，直接民主亦隨之進入政治議程。在歐洲，義大利“五星運動”和西班牙“我們能”黨等對直接民主愛不釋手；在拉美，直接民主更是遍地開花，並行之有年。根據“國際民主與選舉援助研究”的資料顯示，1980至2018年間，至少舉行過一次全國性公投的國家在歐洲的比例為96%，在亞洲為64%，在拉丁美洲為72%，在非洲為88%，在大洋洲為82%。〔1〕直接民主業已成為民粹主義的不可或缺的標誌、符號和內容。然而，在民粹主義國家和地區，社會治理並沒有得到好轉，甚至落入某種權力陷阱的循環之中。因此，揭開民粹式直接民主的神秘面紗，指出民粹主義者崇拜直接民主的政治企圖以及廓清民粹式直接民主的潛在風險，對於匡扶民主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一、現時情境下無序出場的直接民主
伴隨著自由主義民主衰退而來的是順勢而起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建構了“人民”這個看似具有道德至高性的政治主體，並將其作為一切政治及其政策的合法性來源。直接民主就是民粹主義用來捍衛“人民”和反抗精英的盾牌。
（一）對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偶發的回應邏輯
民粹主義的肇始是基於全球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大爆發，“民粹主義是一種具有歷史復發性的社會政治現象，常常出現於重大社會轉型時期”，〔2〕週期性的震盪是民粹主義運動此起彼伏的助推器。也就是說，民粹主義是對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一種共時性回應。民粹主義的回應邏輯體現在兩個層面：一種是對建制派精英不作為和代議制政府效能低下的抗拒，“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失衡不斷弱化國家能力，越來越難以有效回應民眾的迫切訴求，特別是無法限制並消除政治資本化的嚴重危害，也難以發揮政府應有的政治責任和社會正義作用”；〔3〕另一種是對它需要對民眾最普遍訴求的回應，儘管這種訴求可能是由民粹主義魅力領袖代替“人民”主觀製造出來的，但其確實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心聲。民粹主義對這兩個面向的回應邏輯，決定著民粹主義運動本身的成敗。民粹主義要使自己既能夠討好取悅於民眾，又要能夠把這種民眾的力量用來對抗現有的政府，因此它必須找到聯結二者的方法，其才有可能一石二鳥。在民粹主義者看來，這個方法就是直接民主。
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陣發性和間歇性，致使民粹主義不得不考慮在短期內纍積自己的能量和擴充自己的實力，一旦因重大政治經濟危機導致的社會失序得以恢復，民粹主義運動就會隨之降溫。點燃“人民”的激情，是民粹主義擊倒建制派精英的最佳利器。民粹主義領導人要煽動民眾，就必須以滿足人民的訴求為誘餌，遂而製造“人民”與“精英”之間的仇恨。於是，代議政體及其精英被歸結為是重大政治經濟危機爆發的罪魁禍首。如何讓“人民”的激情有的放矢？指向和替換代議民主就被認為是從根本上解決現實性政治經濟危機的有效辦法，因為“直接民主”意味著一切的決定都是由“人民”的智慧產生，可以保證任何決策都萬無一失。簡言之，得益於政治經濟危機進而衍生出的體制危機，時勢為民粹主義造就“人民”提供了機遇，利用政治口號和直接民主假裝崇拜“人民”，既給民眾形塑“當家做主”的錯覺，又能讓“人民”充當反對當權派的急先鋒。“民粹主義政黨通過報紙、廣播、電視和網絡等方式直接訴諸於‘人民’的方式，為其核心人物與支持者和同情者之間直接建立起了代言與被代言關係”〔4〕。然而，事後來看，民眾被欺騙了，民粹主義所倡議的直接民主不過是其魅力領袖攫取權力的途徑。
（二）來自建制派的批評與反建制派的對抗
民粹主義最大特點是被人為塑造的“精英”與“人民”之間的對立。在民粹主義領袖的炒作下，失去理智的民眾對建制派精英失望透頂，毫無信任可言，他們恨不得馬上將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趕下台去。作為反擊，建制派精英便將這些反對他們的民眾視為缺少智慧和沒有理性的“民粹主義者”，“指責‘人民’短視、怯懦，天生愛猜疑社會精英，文化品位敗壞，尤其還執著於身份，沉迷於習俗、古禮、國界與籍貫，別忘了還有個對現實漠不關心的罪名”。〔5〕顯然，在建制派精英看來，民粹主義者是受人蠱惑、破壞團結和擾亂秩序的群氓之族。可是，建制派精英在此犯下的錯誤是，他們僅僅將民粹主義運動當作是不屑一顧的社會小醜，卻忽視了其爆發背後的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結構根源。精英越是持有對民眾的無視和輕蔑的認知，“人民”就越是憎恨精英，怨憎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對精英的不信任、反感和完全失望，導致了對既有制度的不信任和失望。也就是說，當精英和民眾都陷入到由民粹主義操弄者所編織的“精英——人民”的話語體系中時，“精英”與“人民”的對抗，就上升為了民主實踐方式之間的對抗。
因此，挑起“精英”與“人民”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正是民粹主義精英所樂見的，“對精英的憎惡使民粹主義樹立了政敵，但這也正是其建構自身的一個重要部分”。〔6〕民粹主義需要這種矛盾，更需要激化這種矛盾，將社會集團妖魔化，反對一切，建構新的民主實踐模式，是“人民”反對“精英”所迫切的，也更是魅力型領導人操弄“人民”所迫切的。“今天許多人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認為民主游離不定，正在慢慢脫離民眾的控制，被我們衹能模糊感知的強大暗流所牽引”，〔7〕於是追尋和復歸傳統的直接民主成了民粹主義源源不斷的動力。“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遙相對應，無論是形式還是內核都契合民粹主義那種二分的、對立的思維定式。直接民主被民粹主義精英包裝成“真正的民主”，是讓民眾掌握自己命運和拯救現存政治經濟危機的唯一解藥，但實際上則是民粹主義領袖用來對抗建制派精英和強化自身權威的政治工具和策略，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喜歡直接民主。
（三）被操控的集體行動與簡單主義的勾連
哈佛大學教授肯尼士·羅伯特區別了民粹主義與社會運動的不同，他認為社會運動是民眾由下而上自發的一種集體行動，而民粹主義往往涉及到主導作用的個人通過控制社會動員的管道、節奏和組織形式而實現對民眾主體性的私自佔用。〔8〕換句話說，民粹主義是被其魅力型領袖牢牢操控的一種“集體行動”，“人民”沒有主體性，“人民”僅有的價值就是跟從。民粹主義討厭代議民主的繁文縟節，也並不想讓“人民”真正的當家做主，所以他們訴諸於簡單主義，既讓自己利於操控“人民”，也讓“人民”在民粹主義運動中擁有“真正”做主的儀式感。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主義精英對“人民”的操控並非僅是他們主觀作用的結果，實際上亦有來自“人民”主動要求被操控的因素，原因是原子化的民眾自知單一力量的弱小，他們渴望被操控使之聚合在一起，以應對自己在面對許多問題上的無能為力。如何使這種聚合力量發揮出最大的能量？民粹主義的辦法是將其與簡單主義嫁接。在民粹主義領袖看來，簡單主義是最為實用的工具，它們既清晰易懂、容易區隔，又易於操作，這顯然非常切合被製造出來的“人民”的胃口。
民粹主義精英們不僅挖掘普羅大眾的“簡單化”的特質，而且還試圖將這種“簡單”結構化，通過對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簡單的解釋和簡單的解決辦法，來激發“人民”的熱情和情緒。簡單主義成為民粹主義的選擇和依附，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人民”內部的大部分成員是來自於基層的民眾，普通人的“智慧”和樸素，要求政治的簡單化，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建制派精英們對政治的複雜化玩弄，複雜化是讓民眾自覺不自覺地遠離政治的壓力，“民粹主義者喜歡透明化，不相信神秘：他們痛斥暗箱操作、幕後交易、複雜程式、秘密協定以及衹有專家才能理解的專門術語。”〔9〕另一方面，民粹主義精英對“人民”同質性的建構，必然要求“人民”作出一致的決定，不管這種決定是自願的還是非自願的，“在群氓中，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行為都有傳染性，甚至使個體為了集體利益而犧牲自身的利益”。〔10〕反過來，由於“人民”具有易衝動、走極端、簡單化的特性，又要求魅力型民粹精英必須使用簡單化的政治話語和簡單化的政治程式，“個人魅力型領導方式的簡單性恰好迎合了民粹主義者對政治和制度的簡單性和直接性的意向”，〔11〕因此創造一種簡單化的政治是民粹主義運動的追求和目的。直接民主既是民粹主義話語本身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民粹主義幻想中的民主樣態，是他們重建政治的法寶和武器。
二、民粹主義對直接民主的理想敘事
“直接民主”是貫徹“人民”普遍意志最直接的體現，最初就被民粹主義魅力領袖調動民眾參與激情的口號來使用。離開了“人民”的民主，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民主。在民粹主義的語言修辭中，“直接民主”似乎成為了糾正一切、解救社會的“救世主”。
（一）直接民主是實踐“人民主權”的最佳樣態
人民主權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的主要政治準則。可是，隨著作為人民主權與憲政黏合劑的政黨逐漸卡特爾化，意識形態模棱兩可，在社會經濟危機的催化下，人民對傳統政黨的失望，代議制政府遂而出現合法性問題。“人民”已不再相信在既有的制度下自己還擁有所謂的“主權”，因而恢復“人民主權”和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就成為民粹主義可依附的材料和環境。對“人民主權”的復原，是民粹主義從一開始就依賴的主張，也是喚起民眾和建構“人民”最重要的理論源泉。“民粹主義尋求以‘人民’的名義發聲，它的顯著特點就是人民主權優先、直接民主和強烈地反對精英主義”。〔12〕民粹主義的這些特點道出了他們將如何改變既有的政治現狀，即他們認為衹有他們自己能夠取代精英、所有代議和中介機構來恢復人民主權。〔13〕換言之，以直接民主為指向的民粹式民主才是恢復人民主權的正確選擇。
在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直接民主被想像成了“人民主權”的化身，衹有求諸於直接民主，“人民主權”才算得以真正的落實。“人民主權中的‘人民’是一個統一的單元，其往往衹能通過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存在於政治之中”。〔14〕由此，以直接民主為主要形式的多數表達成為判定“人民”的聲音是否得到了傾聽和判定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尺規。衹要民粹主義者能夠牢牢掌控“人民主權”的民主話語，那麼他們也就成為了“人民”的唯一的、合法的代表。“人民主權”與“直接民主”的結合賦予民粹主義在道德上和程式上的合法性。這就不難想見，民粹主義領導人會宣稱政治離“人民”越來越遙遠，民粹主義是一種切實可行的工具,使既定的權威和權力關係去合法化，以便從一個明顯強大的精英手中奪回失去的權力。〔15〕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義對“人民主權”和“直接民主”的構想與使用，還暗含著對建制派及其精英去合法化的一面，因為衹有先對“他者”進行否定和去合法化，才能建構起自身的合法性。
民粹主義對“人民主權”的崇拜，也意味著它們並不反對民主，而是張揚民主。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民主一方面讓民粹主義可以克服被視為“具有威脅性色彩的貶義類別”的傾向，另一方面還可以被設想是糾正過度的憲政民主和壓制更極端反民主勢力的重要手段和出路。〔16〕所以，許多民粹主義政黨對此趨之若鶩，踐行“人民主權”的直接民主不僅能夠讓左翼的“人民”擺脫因貧富差距而帶來的失望和痛苦，擺脫因歐盟要求執行的財政緊縮政策所引發的不滿，而且還能夠讓右翼的“人民”緩解因外來移民/難民而帶來的工作/社會的不安全感。公民投票是人民民主實踐最受追捧的方式，幾乎所有民粹政黨都要求引進或增加使用這一制度，大多數的政黨甚至希望每一項重大（有時甚至是次要）的決定都應該盡可能由“人民”作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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