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不竭，抑或是理所當然、不謀求剩餘索取權的。小資產階級自我剝削，而地方當局也竭力驅逐這些居無定所、四處流動的小生產者，更偏愛農業綜合企業、合作社、產業園、國有背景的大公司，將“預算國家”的大網遍布天下，清除無法量化管理和納入財政軌道的一切非正規經濟。
小資產階級也是有一點自由的。他們大體能夠掌握自己的工作時間，並能夠脫離早期藍領工人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全景敞視狀態。可是這種對工作時間的支配和對自主性的渴望，一旦遭遇“體面生活”水準的全線上升，就立即變得一文不值。於是我們會看到小資產階級總會受困於內心的各種焦慮而疲於奔命地跳入一個又一個人生的“陷阱”。
小資雖然如此脆弱，但是小資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誰讓小資產者夢想受挫，誰就點燃了革命的導火索，農民就要喊出“耕者有其田”，工人就要罷工維權。小資產階級在客觀上蘊藏著強烈的權利意識和驚人的激進革命動力，著有《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的觀點發人深省，他認為，人類的自由熱望不只存在於馬克思所指出的即將奪權的階級的希望之中，更在於那些即將被進步之巨浪拍碎的階級的慟哭之中。後者在驚恐慌亂中所激發的保護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捍衛力量，同樣是一股“兔子急了也咬人”的可怕力量。
第三，人間正道是自然。道在屎溺，禮失求諸野，存在先於本質。每當政府在一種強烈的衝動下希望對底層自主性基礎上的自發秩序進行指導或干預時，都應當審慎地評估一下這種控制和改造有無必要、是否可行。先生孩子後起名，是常識；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常識；多樣互補的生態環境，是常識。而日常生活中的反常識行為比比皆是。為適應國家的系統性管控需要，摒棄那些帶有地方性色彩和默會知識的符號系統，根據標準化的規劃識別方式，建構一個獨一無二精准定位的道路命名體系。以科學的林業學清晰區分良木與雜草，把視覺秩序等同於工作章法，將自然生長視作無序低效。以經營效益為唯一指標，大規模種植單一經濟作物以追求規模效益，比如我在農村調查時親見的西瓜種植對地力破壞之大，以至於地租是糧食作物的三倍還多，一旦種過西瓜，往往要修整幾年方可恢復，因此西瓜種植戶必須“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走“掠奪式經營”的道路。近年來一些城市以追求市容整潔之名，先清理小店、再統一店招，終於建成人跡罕至、人氣皆無的睡城、鬼城，這樣的人造秩序，要之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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