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來，只有減稅才是擴大就業上選之策。而且我國的經驗也證明，當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時，政府與其加稅，倒不如發債。加稅不僅會抑制企業投資，還會減少居民消費；而發債至少短期內不會影響居民消費。
但需要指出的是，若在發債與減稅之間選擇，則應選擇重點減稅。雖然短期內發債比加稅更可取，但長期看卻會擠出企業投資。由於政府投資與企業投資的預算約束不同，後者投資的效果通常要好過前者。也正因如此，擴投資的主要辦法是減稅。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今年赤字率擬按3.6%以上安排，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超過2.5萬億元。
進一步分析，減稅其實也有兩種選擇：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前者是供給學派的主張，美國在里根時代推行的就是全面減稅。可從里根減稅試驗看，全面減稅雖擴大了民間投資，但同時也加劇了結構性矛盾。國際金融危機後我國也啟動了減稅，為了兼顧擴投資與調結構，採取的主要是結構性減稅。從去年起我國製造業增值稅率從16%降至13%；交通運輸業、建築業從10%降至9%；生活性服務業保持6%稅率不變。結構性減稅相對全面減稅，顯然棋高一著。
三點結論
總結全文，我們可得到下面三點結論：
第一，落實“六穩”“六保”，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能把擴大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立起來。應重點從供給側發力擴內需，總的原則是用消費帶動投資、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用進口帶動出口。
第二，消費由收入決定，擴大消費必須優先穩就業。由於消費也同時決定於持久收入，故提振消費要有消費信貸的配合，但應防止信貸杠杆率過高導致債務風險。財政支出應重點保基本民生、保就業、保基層工資。
第三，擴大投資有三種方法：加稅、發債、減稅。從穩就業與投資效果衡量，加稅不如發債；發債不如減稅。而就全面減稅與結構性減稅來說，結構性減稅兼顧擴投資與調結構，一石二鳥，可成為我國未來穩增長的主要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