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八月一日余院士辭世之後，曾經替他出版過十五本著作的聯經出版公司，又邀集史學界、知識界、出版界人士，為他出版了四本紀念及訪談文集。由此可見，余英時人脈之廣，影響之深。可是，同樣在這半年之內，張友驊出版《余英時寧為黑名單，不幹間諜臥底》，敘說他跟國民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盧建榮也出版了《余英時與台灣學術貴族制五十年》和《雙標余英時：浮華教主與徒眾》，批評他為人處世的雙重標準，是台灣最大的“學閥”。
張友驊是台灣著名的媒體名嘴，盧建榮是美國西雅圖大學歷史學博士，曾經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過。他們書中所談余氏跟國民政府與美國情治機構“檯面下”的關係，並非我所關心，我也沒有能力予以深究。然而，對於余英時的“雙標”和學術問題，卻不能輕輕放過。
在〈辛丑元年祭〉一文中，龔忠武(2019)提到：早年他到哈佛求學，認識余英時，兩人經常討論《中庸》上的核心概念：“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余英時擔任他博士資格考的口試委員，並曾經以此相詰。顯然余氏十分重視何謂儒家的“君子”。我們不能不嚴肅思考的是：不論從“尊德性”或“道問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雙標”的學者，算得上是一個“君子”嗎？
余氏號稱“史學泰斗”，他辭世後，大陸學術界一些人稱讚他是“中國學術第一人”。由此可見，正是因為余氏著作對於中國學術影響深遠，我們不能不深究的是：在“哈佛幫”的政經體制之下，他跟他的幫派到底想要建立什麼樣的學術“典範”？
我經常跟學生們講：一篇學術論文一旦出版，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學術是可為“公評”之事，任何人都可能從不同的立場予以評論。尤其是像余英時這樣的“史學泰斗”，我們更應當用最嚴厲的尺度，仔細予以檢驗。因此，在後續的一系列論文裡，我將先批判余英時的《歷史與思想》，然後以我自身的體驗，進一步批判哈佛大學英克勒斯的“現代性”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