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龔忠武的反戰同學在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學報(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上，和費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爾(Ezra F. Vogel)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戰。
1968年10月間，辯論的焦點，是質問費正清所主持的東亞研究中心，為什麼要培訓在當時反戰學生深惡痛絕的中央情報局人員？他們認為，這根本違反了學術的自由和獨立性，是可忍，孰不可忍？費正清被迫回應說，雙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從“國防部”得到經費支持，並且可以從中央情報局獲得機密資料！費的回答徹底暴露了美國“中國學”的真實面貌！原來所謂客觀獨立的學術研究祇是幌子，“中國學”骨子裡祇不過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工具，是為美國的亞洲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如此而已！
龔忠武說，當他知道這些事實，他的思想陷入了嚴重的混亂狀態；嚴重到失掉了論文的立場、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應該朝什麼方向來引導論文的論證。“這時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慮，陷於嚴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機，同我初到哈佛時的那種意氣風發和樂觀自信，適成鮮明的對比。我的哈佛之夢，開始幻滅了！”
孔恩說得很清楚，常態科學時期的所謂“檢驗”，並不是對理論本身進行檢驗。更確切地說，此種“檢驗”，受檢驗的是個別的科學家，而不是現行的理論。常態科學的目標在於解決謎題，而謎題之所以被認為是謎題，是科學家們接受了典範的緣故。所以解不開謎的罪過是由科學家來承擔，而不在於理論。龔忠武在這樣的衝擊之下，陷入嚴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機，“不知道論文究竟要寫什麼怎麼寫”，表示他已經沒辦法在“哈佛幫”的“典範”之下，從事“解決謎題”的活動，必須自行承擔“解不開謎題的罪過”！
在那個年代，余英時選擇的道路正好跟龔忠武相反。孔恩的理論“常態科學”讓他瞭解：科學家的認識過程，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屬之科學社群中的認識過程。科學社群中的學者，具有共同的訓練與經驗；他們是工作者，也是評價者；同時也是同行專業成就的裁決者。科學社群的成員必須通過典範的作用，才能看到同一個“世界”，並找到同一種問題解決方式。由於典範具有統一科學社群的定向作用，在常規科學階段，它能保證整個科學社群都遵從同一個典範的指導。因此，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對於問題的解答，是向科學社群裡的同儕提出的，而不是向社會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余英時在1970-1976年間，以〈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為中心，建構出他的整套理論，這套理論鞏固了“哈佛幫”的“典範”，也使他自己成為“哈佛幫”的一個重要成員。儘管1979年胡秋原已經以兩萬字的長文指出其論述的嚴重破綻，但在“哈佛幫”的權威籠罩下，對余院士“史學泰斗”、“思想史大師”的地位，並沒有造成任何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