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詐欺不可以，學術詐欺罪不可以。學術詐欺不僅比無知更壞，而且造成最大的敗德。我們須知現狀何以令人不滿。這無非由於“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因而缺乏人才。救國之道改革之道何在？顧亭林在亡國之後主張“博學於文，行已有恥”，這八字依然是立國救國之根本方針。而以學術詐欺來反現狀，其結果祇有比現狀更壞，因為這祇有造成更無知更敗德的人。（頁14）
“這不是小事。這比貪污、殺人還要嚴重。縱一切可敗，教育學術不可敗”。在他看來，“一切可壞，青年不可壞。我們可誤，我們子弟不可誤。處處可詐，學校教室不可詐。我所說的不是筆墨官司，而是事關民族永久的興亡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德意志在耶拿戰敗之後，拿破崙佔領柏林，德人賠款割地，訂城下之盟。在國困民窮之時，大政治家和大學者洪保德認為復興國家，首先要辦一好大學，乃決定創辦柏林大學。創辦之時，菲特烈威廉三世宣布大學目的說：“國家在物質上損失了的，要在精神力量上補足起來。”
洪保德宣布大學宗旨說：“大學是為純粹學問而設立的。”“教授不是為了學生的，教授與學生都是為了學問的。”大學之使命，“不是傳授知識，是要產生知識”。
學問如何產出呢？弗蘭克福大學大禮堂壁上刻著下列銘文：“在國防戰備上如鋼似鐵的民族，要以精神之宮殿來作育你們。你們是這宮殿之守護者，當為德意志之名譽而善護之。在研究和學說上，務須誠實，務須真實，務須嚴正！”而這也是整個德國大學之傳統。（頁22）
這場論戰發生時，我是台灣大學大學部的學生。當時我站在“自由派”的立場認為胡秋原是個“民族主義者”。半個世紀後，今天重新檢視這段歷史，我的看法卻完全倒反，認為胡氏的論點，才是正確的。然而，胡適、殷海光、余英時這三位“自由主義”的大師，為什麼對於他們學術立場的質問不理不睬，難道這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特色麼？
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胡秋原對殷海光做人身攻擊時，說他“到美國數月，到了哈佛，又由費正清那種聽到什麼傳統、現代、衝擊、中國我族中心和排外那一套”，學成歸國後，便有恃無恐，在“費正清之類人物感召之下”，“以思想家乃至政治家自命”，“便有了殷海光的變態思想及其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