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之後，胡適變成杜威“實用主義”的信徒，到處宣講所謂“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之後，1957年，胡適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那時候，殷海光正在台大講授科學哲學。他以〈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為題，寫了一篇將近兩萬字的長文，刊登在1958年8月18日出版的《祖國週刊》上。他很尖銳地批評胡適的主張，認為：
“大膽”和“小心”都是心理狀態方面的事，與理論構造毫不相干。不管“大膽”也好，“小心”也好，都插不進理論構造中去。
殷海光寫文章批判胡適的1958年，正是殷氏生命中“聲華鼎盛”的時期。胡適更是位居要津，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怪異的是，身為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領導人，對於這樣一位“學術文化名人”所提出的嚴肅批評，居然不理不睬，翌年仍然到台灣大學法學院講“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說自己“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祇會重複講“那一些老話”！
胡適用“置之不理”的態度對待殷海光對他的批判，殷海光本人又是什麼樣的態度對待學術同儕對他的質疑？在那個時代，站在學術立場批判殷氏主張的主要人物正是胡秋原。
四、殷海光的“學術詐欺”
胡氏曾經在《中華雜誌》上一連發表三篇文章，批評殷海光的《邏輯新引》和《思想和方法》。在〈評兩本錯亂欺人的書〉中，胡秋原（1965）針對《邏輯新引》一書的形式、術語、內容，提出了五項二十一條質疑，指責：殷海光《邏輯新引》的內容，其實是金岳霖《邏輯》一書的“舊抄”。他嚴厲地批評殷海光“亂抄”金氏著作，“東抄一句西抄一句”，再加上“浮光掠影式的亂說”。他敢於如此“大膽詐欺，無非欺中國非西方，無人有邏輯常識，也沒有人重視真誠”，“所以他大可亂吹”。
這是非常明確的挑戰。胡秋原提出的五項二十一條的質疑，都是針對“邏輯”而提出的學術問題。依照西方學術社群的規範，殷海光應當針對胡氏的具體指控逐一作答。然而，殷海光對胡氏的指控也是不理不睬。因此，胡秋原點名叫陣，又寫了一篇〈評殷海光另一本更錯亂詐欺的書“思想與方法”〉，以及〈為學術詐欺告各有關方面〉，並將這三本篇文章集結成冊，題為《邏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胡秋原，196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