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十分怪異的現象：胡秋原出生於1910年，比余英時年長20歲，《歷史與思想》一書的出版，固然使余院士名噪一時，但胡秋原也不是泛泛之輩，他當時擔任“立法委員”，又是《中華雜誌》發行人，這篇以“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本質上是非常嚴肅的學術討論，為什麼余英時對於一位學術前輩的學術質問不理不睬？
中國有句老話：“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一個思想家在發展其學說的過程中，最好能跟相關領域的論敵互相論辯，以看出自己的不足之處。瑞典哥登堡大學教授Carl M. Allwood以研究非西方國家本土心理學的發展作為終生志業，我的著作《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翻譯成英文，於2012年出版之後，我們兩人便在國際專業期刊《社會知識學》(Social Epistemology)上發表論文，來回辯論相關問題，時間長達三年，最後兩人各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專著，他談《本土心理學的性質與挑戰》(2018)，我則以《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2019)作為回應。
三、“全盤西化派”的行事風格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余院士的大作《歷史與思想》問世之後，最好的論敵就是胡秋原。可是余英時對胡秋原的批評竟然不予理睬，真是可惜！
這件事使我想起“全盤西化派”的行事風格。在《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中，我曾經提到兩則類似的故事：
在“八方風雨會中洲”的“五四”時期，發生了一件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文化影響重大的盛事，即美國哲學家杜威訪華。杜威（John Dewey, 1959-1952）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胡適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1919年2月，他到日本訪問時，原先計劃到中國旅遊並演講六個星期。4月30日抵達上海，不料三天後，震驚世界的“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
5月29日，杜威夫婦抵達北京，目睹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認為自己正在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結果他在中國待了兩年多的時間，並在哥倫比亞校友胡適、陶行知、蔣夢麟等人的安排下，在中國十一個省份，作過200場以上的巡迴演講，直到1921年7月21日，才啟程返美。他的“實用主義”哲學，也因為胡適的在場宣講、積極推廣、再加上《新青年》等媒體的傳播，而風靡中國。
杜威返美國當天，胡適在《晨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杜威先生在中國〉，總結他這次訪華的成果：“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的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