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長期穩定增長的實現，與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確處理防風險緊密相聯。 |
中評社北京9月8日電／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中央決策層的這一指導意見，包含十分豐富且深刻的內容，具有長期視野與“跨周期”前瞻縱深的戰略思維，需要我們深入領會，將其精神與要領貫徹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實際工作中去。
當前經濟形勢的複雜嚴峻，與“三重因素叠加”等中長期問題緊密關聯
北京日報發表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賈康文章表示，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運行告別年度兩位數增長的高速特征，GDP增幅下降，已從2010年的10.6%，下行到2019年的6.1%。這一過程中，首先是中國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後“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經濟發展階段轉換因素，使“犧牲一些速度”而尋求“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成為必然選擇；後又在2018年開始，叠加了不期而至的美中貿易戰影響因素，使原來引領新常態中已初具形態的中高速平台狀況（2015年後長達12個季度經濟增速為6.7%-6.9%）未能得到穩固而繼續下行；再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形成使經濟急劇下行的嚴重衝擊，中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幾十年來未有的負增長局面（一季度-6.8%）。
當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就其下行與低速特征而言，是新常態、貿易戰和疫情三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如從時間維度考查，引領新常態顯然是中長期問題，我們還要經過5至10年的努力，使國民經濟以比6%可能更低一些的中高速狀態，完成“L型”的轉換，以中高速可持續的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經濟體；貿易戰既已到來，那麼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長期過程，需要在一系列複雜的挑戰性問題的處理中，延續中國的和平發展；如何完全戰勝新冠肺炎疫情，未來的前景也還有十分明顯的不確定性，本土最嚴重的短期衝擊已過，但基於全球態勢和病毒演變大概率的考慮，抗疫工作需要常態化，使經濟社會生活在很有可能中長期與新冠病毒的共存過程中，實現對疫情的有效控制並最終將其消滅。一言以蔽之，上述這些緊密相聯於經濟形勢複雜性、嚴峻性的問題，都具有中長期問題的特征。
為把握好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必須充分認識新發展格局的長期性
文章認為，對“三重因素叠加”等中長期問題造成的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必須力求加以對衝，所以面對來自國際方面更加明顯的種種不確定性，我們別無選擇地要運用宏觀調控“相機抉擇”原則，指導方針上更加注重擴大內需，“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就順理成章地引出了對於“內循環”的倚重，將其作為擴張需求給經濟升溫的主體因素。但是注重擴大內需、抓內循環，絕不意味著重返閉關鎖國，而是在決不放棄維繫與發展外循環努力的同時，更多依靠內循環控制和收斂不確定性，在內外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中，形成國內國際供需循環升級的相互促進。
這種雙循環相互結合、相互促進而其中內循環更多充當主體角色的新格局，也將體現出其長期性，因為中國當下面臨的最大的外部壓力與不確定性來自美國，這是構成中國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確定性的主要成因，我們對此必須充分認識，形成足夠長期的思想準備，把握好內循環與雙循環中內生潛力的釋放及其對外部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抗禦。
長期堅持結構調整戰略方向，掌握好跨周期調節
文章分析，自2010年以來的階段轉換與引領新常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中央的分析認識十分明確，在“黃金發展期”特征還未消退的情況下，“矛盾凸顯期”特征卻已到來，我們必須抓住不放、有效解決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給側的結構問題；實現“強起來”的新時代推進“新的兩步走”的現代化發展，所需正確處理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結構問題帶出來的，所以追求高質量的“升級版”的發展，關鍵在於堅持好結構優化調整的戰略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