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個重要認識判斷，黨中央明確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針，黨的十九大把這一由制度結構優化帶出整個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確表述為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提高國家治理能力與水平的主線，這顯然是覆蓋“新的兩步走”戰略實施全時段的，是一個跨越若干經濟周期的長期、超長期概念。在當前複雜嚴峻形勢下，中央明確表述的“掌握好跨周期調節”，正是把我們調控任務的前瞻視界，放在風雲變幻、潮來潮去的“跨周期”戰略高度，以指導我們的全局部署、總體協調和各項工作，以求能夠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有備無患，處變不驚，在掌握好跨周期調節之中，穩步實現中國和平發展以及偉大民族復興的戰略目標。
持久戰思想落在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長期均衡上
文章指出，中央的戰略思維，在立足中長期、跨周期推動“穩中求進”的現代化進程考慮中，順理成章地強調了“持久戰”的認識角度。要保持戰略耐心、前進定力而持久地應對挑戰與風險，完成中國“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現代化衝關。這一思想要領，合乎邏輯地落在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上。
中國的經濟成長性是我們在長時期中追求穩定增長的客觀基礎。中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而成為全球經濟總量居第二位的經濟體，但仍處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上，一方面要認識中國的“發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認識中國的“發展潛力”特征。中國的工業化就全國而言，還處在中期向中後期、後期的轉變中，與工業化伴隨的城鎮化真實水平可以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現為44.38%）再適當靠近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現為60.6%）來認識——我認為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麼完成工業化、走過城鎮化高速發展期，至少還要走過15年以上的時間段，伴之以堅定不移的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與法治化、民主化，中國經濟社會的成長性還極為可觀——經濟增速近年雖下行，但未來中國經濟完成L型轉換實現較長期中高速穩定增長狀況，是有彌合二元經濟進程中客觀的潛力釋放空間、回旋餘地和強大韌性作為客觀條件的。
中國長期穩定增長的實現，又與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確處理防風險緊密相聯，是必須把握好的因素。複雜嚴峻局面中風險因素的來源，是內部如何在深水區攻堅克難以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挑戰，與外部如何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國際競爭挑戰，兩方面所形成的矛盾與壓力的交織，但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實”，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開放，在自身穩增長的同時擁抱全球化，處理好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合作競爭問題，我們將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戰”中，掌握好升級版高質量發展的穩增長與防範化解內外風險因素之間的長期均衡，穩中求進地爭取“中國製造”的世界工廠向“中國創造”“中國智造”高端水平上升，使中國的現代化與“和平與發展時代”的人類文明進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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