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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空間論”指明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 |
中評社╱題：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兩個空間論”初探 作者：束沐（香港），中評智庫研究員、學術交流部主任
“兩個空間論”與習近平思想一脈相承，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治理觀、統一觀的體現。
“兩個空間論”對發展兩岸關係具有指導意義，是破解當前對台工作中一些迷惑與誤區的理論解方。
“兩個空間論”的實踐過程是兩岸制度融合，實踐成果是“兩制台灣方案”，實踐目標是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台工作、港澳工作、外事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以及維護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完全統一的重要論述、重要講話、重大政治決策和重大戰略佈局，形成了一套科學的、完整的、兼具歷史高度、哲學深度、全球視野的國家統一思想體系。
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下簡稱“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去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稱“1·2重要講話”），就是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之集大成，也是我們深入學習領會、全面準確貫徹、積極踐行落實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案頭卷、工具書和座右銘。
在“1·2重要講話”中，習總書記指出，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筆者將其概括為“兩個空間論”，並認為這一論述既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也具有鮮明的現實指導意義，需要更進一步、更深一層地理解、消化、吸收、運用。藉由本文將“兩個空間論”試作闡發，以拋磚引玉。
一、“兩個空間論”的兩大核心要素
顧名思義，“兩個空間論”有兩大核心要素：其一是空間理論，其二是唯物辯證法。這兩大要素都源於習近平思想的廣闊理論譜系之中。首先，空間與“時間”相對應，是描述和衡量尺度、維度的基本概念；空間總體上可以分為物質的、實在的、形象的空間（如地理空間），以及精神的、虛擬的、抽象的空間（如言論空間）；空間理論的本質是關於“界線”的學說，亦即“接受什麼、拒絕什麼”或“容納什麼、排斥什麼”的學說①。
習近平總書記不僅高度重視並純熟運用空間理論付諸治國理政實踐，也創造性地結合中國實際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空間治理思想。例如，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經典論述②，就是作為“物質空間”的山、水與作為“精神空間”的鄉愁的辯證統一；再如，習近平外交思想中“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重大論斷③，就是將作為“地理空間”的太平洋升華為中美兩國的“合作空間”；又如，習總書記的“底線思維”、“區間思維”等戰略思維④，以及“自貿試驗區”、“改革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發展及雄安新區”等戰略佈局，都是習近平思想中空間理論的體現。此處不再一一列舉。
就國家統一與對台工作而言，“兩個空間論”中的前者“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主要包括四個要素：第一，政治空間，即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台灣居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台灣地區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參與國家治理的空間；第二，經濟發展空間，即台灣同胞與台資企業參與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大陸經濟建設與高質量發展、分享大陸改革開放紅利以及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區域經貿合作的發展空間；第三，社會文化空間，即台灣民眾保有和發展宗教信仰、文化習俗、教育科研的空間；第四，國際活動空間，即台灣地區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參與國際活動、促進台灣同胞利益、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空間。
“兩個空間論”中的後者指出“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當前“台獨”分裂活動主要從以下四個空間展開：第一，政治空間，即“台獨”勢力利用島內執政參政權、立法執法權、問政監督權，以選舉投票、立法修法、專政手段、宣傳動員等多種形式進行“台獨”分裂活動的空間；第二，經濟空間，即“台獨”勢力利用經濟建設、經濟貿易、財政稅收、資本運作等手段培植積纍“台獨”經濟基礎、支持資助“台獨”分裂活動的空間；第三，社會文化空間，即“台獨”勢力利用宗教信仰、教育文化、媒體輿論等手段推動“去中國化”、建構“台獨理論”、展開“台獨反中”宣傳的空間；第四，國際空間，即“台獨”勢力在國際組織、國際政壇、國際輿論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和從事其他危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活動的空間。
由此可見，在習近平國家統一思想中、兩岸關係語境下的空間理論，是以現實的海峽兩岸隔海分治地理實體空間為基礎，進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國際活動的抽象空間。
二、辯證唯物論形塑的“三觀”
“兩個空間論”並非指機械的、並立的、固化的兩種空間之間的關係，而是“空間理論”與“唯物辯證法”之間的有機統一。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共產黨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忠實追隨者、信仰者和實踐者⑤。毛澤東主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理論基礎上，結合中國歷史、社會、革命實際，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代表，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結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鬥爭過程中，唯物辯證法始終是制勝的思想武器。
習近平總書記將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治國理政的高超境界，主要表現為習總書記就“主”與“次”、“一”與“二”、“前”與“後”等重大關係的論述。例如，針對歷史虛無主義等問題，習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提出“兩個不能否定”論，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⑥；再如，“兩山理論”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中的核心理論⑦；又如，“兩隻鳥論”即“騰龍換鳥、鳳凰涅槃”是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時形成的經濟思想，近年來也運用於我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之中⑧，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兩個一百年”、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一帶一路”倡議、軍民融合戰略、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都是習近平思想中唯物辯證法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運用和發展。
顯而易見，“兩個空間論”和習近平思想中的“兩個一百年”論、“兩個不能否定”論、“兩山理論”是一脈相承的，都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體現。“兩點論”和“重點論”的哲學思想貫穿“兩個空間論”，深刻詮釋了“促統”與“反獨”的辯證統一、“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解決台灣問題“和平手段”與“非和平手段”的辯證統一、“操之在我”與“尊重客觀規律”的辯證統一。總結起來，可以歸納為“三觀”：
一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兩個空間論”旗幟鮮明地指出了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定論，指出了“台獨”分裂勢力必須滅亡、也必將滅亡的歷史大勢。同時也以巍然的歷史高度、寬廣的民族胸襟，超越了中國五千年來歷朝歷代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暴力與征服、戰爭與動蕩、權謀與治術，勾勒出祖國和平統一願景下的空間是廣闊的，真摯號召台灣同胞參與到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中來，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
二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治理觀。“兩個空間論”生動形象地以“空間”作為基本單元，進一步衍生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社會文化空間、國際活動空間等，為今後兩岸各黨派、各界別通過民主協商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制度性安排，描繪了清晰可行的路線圖。其中，大陸方面可以先“操之在己”地以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路徑，建立台灣同胞參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安排。同時，也給“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畫出多條紅線，進而構成一個反對和遏制“台獨”的多維度動態治理空間。
三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統一觀。“兩個空間論”深刻揭示了兩岸關係是平等而非對等、和平統一是融合統一而非誰吃掉誰、兩岸協商是共議統一而不是“共議分治”更不是“共議分裂”的本質屬性。以追求和平統一為共同目標或願景，大陸和台灣可以共同創造巨大的共存空間、共融空間與共榮空間，並在這一空間內共同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政治共同體，即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實現百年復興夢想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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