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3日電（記者 郭至君 實習記者 劉正潔、宋儀萱）中美關係在過去幾個月中，在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推動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正邁向一個不可測的未來。同樣，東亞三國的關係在這個大背景下，也變得撲朔迷離。如何深化中日韓三國合作，共同應對國際局勢變，成為我們不得不討論的新話題。上周六，鍵睿智庫舉辦了“新冠疫情下東北亞形勢的新變化及對中日韓三國深化合作的方向思考”研討會，旨在通過分析疫情期間中日韓三國關係呈現出的新態勢，邀請三國學者進行討論，探究後疫情時代的東北亞局勢發展方向，為後疫情時代深化中日韓三國合作，共同應對國際局勢變化提供參考。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表示，因為日韓兩國是美國的盟友，所以後疫情時代中日韓東亞三國的合作，必須考量美國這一前提性要素。目前，中美關係直面四個方面的挑戰。首先是經貿，其次是科技，第三是安保，最後是敏感領域。在貿易、科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並未因疫情而停歇，而是不斷升級；在安保方面。美國針對南海的所謂“自由航行”，加重了疫情中兩國軍事衝突的危機感；在涉港涉台的敏感領域，近期美國動作頻頻，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變數。而在高科技、南海問題、涉港涉台三個方面，美國對日韓兩國勢必要求“協調立場與行動”。所以，日本、韓國與中國的合作，必然面臨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關鍵在於日韓兩國要在新的形勢下，找到新的合適的“平衡點”，後疫情時期中日韓三國的合作才會順利展開。
我們寄希望於後疫情時代中日韓三國的合作，主要聚焦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化平台的構建與全球治理兩個方面。其出發點應該是去年在成都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上達成的“中日韓未來十年發展規劃”，其中關於合作領域、方式和路徑，都有深入的探討和高度共識。結合疫情帶來的諸如產業鏈等問題的變化，把十年規劃落實到實處，是不二選擇。此外，首先在中日韓三國之間，結合本次疫情，進一步搭建或健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機制化平台；其次是擴大一步，在應對全球治理中包括諸如公共衛生安全在內的非傳統安全重大危機方面，三國加大合作力度與深度。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院長、南開大學教授張玉來表示，迄今為止，中日韓經濟合作已經取得非常大的進展，比如貿易狀況、資本流動以及人員往來等方面，均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但是，在區域一體化建設方面，作為世界製造中心的東亞卻遠遠落後於北美和西歐，在全球三大經濟圈（東亞、北美和歐盟）當中，儘管東亞區域內貿易取得了快速發展，但區域一體化水平卻遠遠落後於歐盟和北美，如貨幣一體化以及關稅等方面。毋庸置疑，中日韓（GDP總量早已超過歐洲的德法英）在區域一體化建設上所發揮作用與其世界經濟大國地位並不匹配，東亞地區甚至出現“ASEAN+3”小馬拉大車怪局。中日韓論壇從2008年創建至今已經舉辦8輪，但實際成果卻並不理想。當然，換個角度而言，這種局勢也為今後中日韓合作預留了廣闊空間，因此，後疫情時代三國以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來破局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事實上，中日韓經濟合作相互依賴的特征非常顯著。中國作為日、韓兩國的第一大夥伴國，還分別是日本的第三大投資對象國、韓國的第二大投資對象國；而日本則是中國和韓國第二、第三大進口國；韓國也是中國的重要進口國，也是日本對外投資的重要對象國。很顯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因此，“誰是中國的進口國”，其意義非常重大，由此可以觀察到世界價值鏈的特征。產業融合度深，這是中日韓三國經濟關係的重要特征，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一些突發事件來體會。此前的日本3•11大地震、熊本地震等都影響到東亞生產網絡甚至世界製造。最近日韓貿易戰也是典型事例，圍繞半導體的糾紛，韓國受影響非常之深，它還波及世界產業鏈。深入分析上述案例，對我們認識和預判後疫情時代全球價值鏈重塑具有重要意義。
綜上，後疫情時代的中日韓經濟合作具有很大空間，同時，其可能性也非常高，因為全球價值鏈（產業鏈）調整或重塑不僅將對三國企業形成巨大挑戰，也會帶來重要機遇；當然，三國合作也將面臨諸多考驗，還存在諸多未結課題，比如“協調美國”就是三國都要面對的嚴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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