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後新冠時代的趨勢可能是改革缺陷後進階的“新全球化時代”。 |
中評社╱題：後新冠時代與“去全球化”走向 作者：羅慶生（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
世界自有其進化的軌跡。我們不確定疫情何時與如何結束，但可以確定疫情一定會結束。後新冠時代的趨勢也不一定是“去全球化”或更恐怖的“全球化”慘烈崩解，而可能是改革缺陷後進階的“新全球化時代”。端看各國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夠遠見，願意激發人性好的一面，而不是為延續自己政治生命而刺激人性壞的一面。疫情過後的世界肯定和以前不一樣，但如何的不一樣，還要再觀察。
雖然全球仍糾纏於新冠肺炎的肆虐，疫情何時結束還沒有人能夠預測，但思想家或者智庫學者已開始探索疫情後的世界。各國陸續實施的封城與居家隔離令，已經影響了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生活與人際關係，愈來愈多的觀察者將這場全球大流行病的衝擊描述成類似戰爭所造成的改變，認為疫情過後，以往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可能回不去了。
在議題或切入面向的選擇，多數觀察者聚焦在“去全球化”上。這或許是因為全球化將人類捆綁成命運共同體，使任何人都難免受全球大流行疫病的影響。但新冠疫情真的會改變這世界嗎？“全球化”必須承擔這場百年一遇疫情的原罪，因而後新冠時代的趨勢就是“去全球化”嗎？這推論或許還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與觀察。
一、從“反全球化”到“去全球化”的脈絡
事實上，“去全球化”並不是個新議題，它來自於早先對“全球化”的批判而逐漸形成具全球性的“反全球化”風潮。要評估“去全球化”的前景，需要釐清立場各異的“反全球化”訴求為何會成為一種“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在此之前，先簡單梳理“全球化”的脈絡。
全球化的理論核心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認為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能創造出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利益。這個理論國際實踐的結果，就是全球分工的出現。
在新自由主義建構的國際環境下，製造商透過貿易的比較利益法則，從世界各地採購具競爭力的原料與零部件，製造出更價廉物美的產品，形成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比較大的問題，是長且複雜的供應鏈系統。以生產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消費性電子產品聞名的蘋果公司為例，其主要供應商就多達200多家、800多個生產據點，分布在全球數十個國家。誰能提供或管理好複雜的全球供應鏈，誰就是全球化的贏家。
然而，全球分工固然增加了消費福利，但受益者主要仍是具全球競爭力的社會菁英；而同時讓缺乏競爭力的本土產業破產，則製造出相當數量的失業工人與農民。所謂M型社會，即表現出同個社會卻有兩組不同所得群體的常態分配：一組是高收入的全球化菁英，另一組則為平均所得愈來愈低的本土業者。中產階級若不能連結全球化而向上提升，就將向下沉淪。
這表示原本位居社會主流的中產階級逐漸萎縮，以及財富分配的愈來愈不平均。
以美國為例。美國在當代全球化的推動上曾扮演主導角色，其影響力一度讓人們有“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的質疑；觀察美國社會的改變最能反映出全球化的衝擊。
2015年，美國著名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中產階級比例由1971年的61%下降為2015年的49.4%，家庭財富淨值中位數在2001至2013年間下降了28%。當中產階級萎縮與貧富差距擴大愈益成為美國以至其他全球化國家的普遍現象，所引發的反彈也就愈來愈激烈。
除了這主要批判外，全球化也遭到其他面向的質疑。例如文化。透過網絡與其他生活上的連結，全球菁英逐漸形成全球性的共同偏好或類似的文化品味。對全球文化的推崇，相對而言就是對本土與傳統生活方式的鄙視。主導全球化的西方社會或許不會有這種文化危機感，但對愈來愈多的外來者進入其生活圈（例如亞洲人搬進自己社區或競標一幅西方大師的名畫）卻會產生“他者”入侵的想像。雖然觀點不同但結果一致，全球興起的民族主義或更激進的民粹主義者成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其他對全球化的質疑還包括環保團體。製造業組裝來自世界各地的原料、零部件製造產品，或服務業提供更廣泛的全球性服務，產生了大量的物流與人流。這些被視為額外增加的運輸需求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產生更多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暖化而加速氣候變遷。全球主義的環保人士，於是與民粹主義者一起站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之下。
當失業者、收入愈來愈低的本土業者，與其他無論從文化或環境面向而質疑全球化的怒吼聲浪愈來愈高，“反全球化”風潮就逐漸成為社群主流而表現在政治行動上。2016年，英國的公投決定脫離歐盟衹是先聲，之後的美國總統大選，競選期間多次指責中國，強調“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川普當選，則並不衹標誌與中國地緣政治競爭的具體化，更意味著原本“反全球化”的社會風潮正式轉變成為“去全球化”的政治行動。
在川普政府的操作下，美國採取了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拒絕派任WTO上訴法庭法官讓爭端解決機制停擺……等癱瘓國際建制與全球治理效能的“退群”舉措，以及提高關稅開打貿易戰、抵制華為5G、要求製造業回美國……等改變產業鏈全球分工的企圖。衹不過從“全球化”的推動者到推動“去全球化”行動，美國髮夾彎的角色轉換難免有些尷尬。
美國保守派於是提出論述，提供“去全球化”正當性的理論支持。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撰寫《大國政治的悲劇》，認為中國崛起美、中難免一戰的國際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19年5月於《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發表題為“註定失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興衰”的文章，直接否定了全球化的理論核心。
米爾斯海默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的單極格局，主導建立了一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包括北約東擴，中國和俄羅斯積極融入WTO等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中。單極格局是國際自由主義秩序的先決條件，但隨着中國和俄羅斯復興的崛起，國際體系已經變得多極化，這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喪鐘。在新興的多極世界中，可能會有兩種不同的現實主義秩序：一個由中國主導的薄的國際有界秩序，另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厚的國際有界秩序。薄的國際有界秩序會致力於管理世界經濟，厚的國際有界秩序推動並維護軍備控制，中國領導的國際有界秩序和美國領導的國際有界秩序相互對撞，則兩者之間肯定會發生安全競爭。
沒有了自由主義秩序就沒有全球化。米爾斯海默試圖勾勒出一個“去全球化”的新冷戰國際秩序格局，並為美中“經濟脫鉤”提供理論基礎。
米氏的論述有爭議。他並沒有解釋為什麽多極世界會有“兩個”有界秩序而不是多個？也沒有對中國想要領導另一個國際秩序對抗美國提出論證。不過最大的問題是，米氏認為美國主導的單極化格局，是國際自由主義秩序的先決條件。這暗示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推動全球化是為了其維持霸權，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所強調創造最大利益的人民福祉。否則無法解釋，為何美國不再是唯一超強的多極世界，以及以全球化福祉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秩序，不能同時並存？
|
